很早就听说过《万历十五年》这本书，得到了很多人的推荐，但一直没有机会阅读，毕竟是历史方面的书，和日常生活和工作交集不大。暑假期间偶然机会借到这本书，用了1周多的闲散时间阅读完。
本书是美籍华人黄仁宇所著，1976年就已经出版了英文版本，本书不单单是一本历史书，书中通过历史文献的研究从财政、人事、军事、政治、哲学、阶级等多个解读来解读明朝历史上“无关紧要”的一年。
在书中黄仁宇先生提供了研究历史的新角度和方法，提倡用大历史观来研究历史(大历史观提倡“将历史的基点退后三五百年才能摄入大历史的轮廓”)，在这本书中就是通过研究万历年间6个主要人物作为横截面来研究整个明朝，甚至整个封建社会。
阅读时感受比较深的有以下几点：
1、封建制度越来越登峰造极，皇帝越来越沦为一个符号或者“牌位”。这和之前上学时学历史和*时看书看到的结论不同，之前的观点是明清两朝中央集权达到顶点，明朝废除了丞相，清朝设立了军机处，只是作为皇帝的顾问和行政秘书，皇帝的权威得到了无上加强。
在本书中提出的观点确是皇权在封建社会后期更多作为一个象征出现，真正起到统治作用的是一大批文官集团，这些文官集团用儒家经典对皇帝的任何行为举止和言行都做出了规定，皇帝在公开场合翘个二郎腿也会受到文官集团的劝谏。文官集团不要求皇帝有多么文治武功，也不需要锐意进取，只需要作为一个表征在那里就可以。
2、认识到了更丰满的历史人物。中学时的历史教科书在描写或评判历史人物时往往一笔带过，如果我们只通过历史教科书来了解历史人物那就真的是管中窥豹了。中学以后通过网络、图书也了解了一些历史人物，但这些了解都很片面，缺乏专业性。
在书中的6个人物中，比较感兴趣的是张居正，戚继光，这两个人物耳熟能详，在看本书之前也在别的地方听说过两位的`大名，但是还比较浅显，印象中他们都是为当时朝代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人物。尤其是戚继光抗倭胜利还有一种民族自豪感在里面，理所当然认为戚继光是大英雄，大豪杰。
看了本书之后才对两位名人有了更丰满的认识，他们不仅有光辉伟岸的一面，也有在当时环境和自身条件约束下“阴”的一面。张居正作为万历朝的首辅，
万历皇帝的老师，深得皇帝信任，大权在握，为改革财政制度，支持军事改革都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但同时也存在生活奢华、任人唯亲、不择手段等为当世文官集团所不齿的劣迹。
戚继光作为明朝中后期最为重要的军事将领，创立新军，创新军事技术、整肃军纪，清剿了东南沿海的倭寇，但同时他的专横跋扈，对首辅张居正的密切接触也广受诟病。但是戚继光仍然作为最重要的军事将领，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书中对戚继光的描写有一句话很中肯，“戚继光的才能不是说彻底变革当时社会制度，而是在当时的社会制度和环境下尽了自己最大努力做到局部改善。”
在阅读时发现另外一点，书中几乎所有的数字、对话和任务关系都有相应的文献支持，书后长长的参考文献列表足以证明著作的专业性。
当然了，由于自己没有受过专业的历史学训练，提出以上感想只是一家之言，也不能对本书提出更专业的解读。书中一些说法和结论还需要多次阅读、思考和推敲。
明史有“税重民穷”之说。如果意在说明当日官僚贪污百出，无力百姓被摊派的赋役过重，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言之成理。要是认为全国税收总额过高而导致百姓贫困，则与事实有所出入。同期英国税收约银二千余万两，和人口为三十倍的*大体相等。“民穷”的根本原因不在国家的赋税过重，而端在法律的腐败和*的低能。国家的税率低，受惠者并非农民，只是鼓励了大小地主加重剥削以及官僚乡里额外加征。
*幅员辽阔，情形复杂。明朝采取严格的中央集权，施政方针不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经济，以增益全国财富，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传统社会晚期的结构，类似“潜水艇肉夹面包”——上面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此乃文官集团;下面也是一块长面包，也没有有效的组织，此乃成千上万的农民。其中三个基本的组织原则，此即尊卑男女老幼，没有一个涉及经济、法制和人权，也没有一个可以改造利用。
张居正精明能干试图经济改革，申时行中庸诚信试图建立和谐社会，海瑞奉行儒家传统道德试图保持执政意识形态集团先进性，戚继光实干主义试图实现国防现代化，李贽清高矛盾试图打破儒家的一元宇宙观，结果他们或身败，或名裂，或身败名裂。就连九五之尊的万历皇帝，本有中兴之愿，但张居正死后被清算的形象反转，天子家事又屡被臣下干预，眼看死后都不能和自己心爱的女人并肩长眠，早已厌倦在各种典礼上充当木偶的他也终于心灰意冷，怠政三十多年。
帝国的官僚们一意保持传统与稳定，从而丧失了主动性，甚至不惜行事不公。明朝的特征在于依靠意识形态作为统治手段。其意识形态充斥了帝国的各个方面，无论从强度还是从广度来说，都是空前未有。意识形态提倡操守，提倡精神追求，不计较个人私利，讲求奉献和牺牲，鄙夷物质利益。这样，官员们过简单朴素的生活也成为必需，只能用精神力量补助着体制上的欠周全。
单一意识形态体制所造成的困局还表现在，它不能承认自己自己存在问题，因为怀疑终极价值，就等于怀疑一切的基础。如此往复，当问题出现的时候，执行者想到的第一个答案必然是掩盖之。在这个体制之下，因为终极价值理论上的不可怀疑和体制事实上的漏洞百出，整个体制事实上已经沦为一个形式：人人都在用阳的一面，也就是终极价值来掩盖自己的阴的一面，也就是个人私利。当社会日趋参差多态之时，体制所要求的单一化，同质化已就不能做到，整齐划一的集体开始崩解，由己及人的行为方式已经进入死胡同，其必然碰壁。当现实基础严重脱离体制时，体制又不能自我否定，只好强行将现实拉回原初的设定状态。但是构成体制本身的官僚阶层自身已经发生了改变，其行为也有所偏差，最后的结局必然是体制的分崩离析。
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既无资本主义发展的组织能力，也决不愿私人财富扩充至不易控制的地步，为王朝的安全之累。这种维护落后的农业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的做法，正是*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演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
万历十五年公元为1587年，距*战争尚有二百五十三年，但是中央集权，技术不能展开，财政无法核实，军备职能以效能最低的因素做标准，则前后想通。1840年的*战争，其情形仍与1587年相去无几。
*传统社会无法局部改造。过去*与民间的联系着重于尊卑男女长幼，纯考科举制度做主。1905年停止科举之后，上层机构与下层机构更为脱节，满清之覆亡，更无可避免。
民国肇造后，军阀割据，也是当然趋势。新的力量还没有产生，过渡期间，只能由私人军事势力撑持。这私人军事势力，限于交通通信等等条件的束缚，也只能在一两个省去里有效。省区外的竞争，更酿成混战局面。
**期间，创造了一个高层机构，总算技术了军阀混战，但是全靠城市经济维持。
*的土地革命，在农村中创造了一个新的底层机构。现在*当前的任务，则是在高层机构和底层机构间敷设有制度性的联系，才能从上至下，能够以经济及法治的方法管理，脱离官僚政治的垄断。
*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是一切问题的症结。而潜水艇夹肉面包的结构，也有其根源，主要原因还是受亚洲大陆天气地理关系的影响。
自小读史，常有*不如别人之感，何以日本明治维新，几十年内就凡事做得头头是道，而*似乎越做越糟。现在才看的明白，*文化是亚洲大陆地理的产物，欧美和日本的物质文明有他们海洋性国家的经验;况且每个国家发展，也有他们先后程序，而其中最大的差别，则是现代先进的国家以商业的法律作为高层机构及低层机构的联系，落后的国家以旧式农村的*惯及机构作为行政基础。
传统日本好像很受*儒家学说及佛教的影响，但是因为它国家低处重洋，对外安全，无须中央集权，与*的结构相差至大。它在德川幕府的末期，国内组织已经商业化。所以，表面上好像是短期突进，其实则是长时间的演变，最后出头露面而已。
因为世界工商业技术的进步，所有国家都要从以前闭关自守的形势，将社会生活方法作彻底额改造，以期适应新的世界金融经济，中外无可避免。西方的民主与自由，以“市民特权”为基点，和日本的大名*，授权于藏元的情形类似，所以改造比较容易。*立国以来以贫民及小自耕农的经济立场作基础，农村内部复杂的情形不可爬梳。
今日*所称“一国两制”，骤看起来好像是一种宣传工具，但是荷兰初成的联邦制也实际上是“一国两制”的表现。英国以两种完全不同的法律思想作为司法的基础，利用司法制度不声不响地使社会融合，也是渐渐由“一国两制”造成一国一制。但是“一国两制”不是没有危险的，美国开国时以保障人权为前提，却又因联邦制在南方姑息奴隶制度，终发生内战。
在技术方面讲，这一国两制的实行在*必有很多困难，但是不是不可能的。*过去在汉朝以儒家笼括发夹、到家及阴阳家的思想，在隋唐时代又笼括了佛家的思想，都是在矛盾中得到统一。可见时势需要，即不成能亦成为可能。
总体而言，《万历十五年》指出道德并非万能，不能代替技术，尤不可代替法律，但是从没说道德可以全部不要，只是道德的观点应当远大。凡能先用法律及技术解决的问题，不要先就扯上了一个道德问题。道德是一切意义的根源，不可分割，也不变妥协，如果道德上的争执持久不能解决，双方的距离越来越远，则迟早必导致于战争。
我曾经以为《万历十五年》会是一幅宏篇巨构的历史，就算不满眼艰涩的文字，也该是难逃作者的主观臆断落了下乘(这也是我不喜欢读历史评论的原因，作者有所偏好，不够客观)。但显然，是我胡乱猜测了。
这本书初读显得琐碎，你甚至不觉得它多有文采，就*淡无奇的讲一个故事，甚至有点无聊。
但到了后面，你开始被它吸引，于*淡中跟着作者不慌不忙的一路过去，竟有点欲罢不能。
看书喜欢窥探作者的三观，企图找出作者的狭隘和洋洋自得。然而这次只看到作者对历史的悲悯、清醒的目光以及高远的视野。这丝毫不夸张的文字，突然让我怀疑：是作者没有斐然的.文采，还是不屑炫技，只想安安静静地讲好一个故事?
再说故事。
我们总宣扬人定胜天，认为这样才算英雄，作者却让我们看到到历史的偶然与必然：历史大车轮下，很多人物被裹挟着前进，根本无力反抗。真要反抗未必会失败，只是难如登天!自动开启hard模式，何苦?
历史人物也是人，不是历史课本里的寥寥数语，万历皇帝，海瑞，戚继光，张居正，他们未必没有争过，没那么高尚，也没那么不堪，但最终也未能扭转历史的潮流。
因为懂得，所以慈悲。黄仁宇一生经历了太多，对历史有一种天生的悲悯和冷静，者注定了这本书的成就：很多人写史读史，却最终陷入偏见，客观是最基本却最难做到的。黄的高度，黄的经历，足以让很多人说一声佩服，让很多人汗颜。
至于人物各自的故事，突然没有了兴致，罢罢罢，不讲了。
明史有“税重民穷”之说。如果意在说明当日官僚贪污百出，无力百姓被摊派的赋役过重，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言之成理。要是认为全国税收总额过高而导致百姓贫困，则与事实有所出入。同期英国税收约银二千余万两，和人口为三十倍的*大体相等。“民穷”的根本原因不在国家的赋税过重，而端在法律的腐败和*的低能。国家的税率低，受惠者并非农民，只是鼓励了大小地主加重剥削以及官僚乡里额外加征。
*幅员辽阔，情形复杂。明朝采取严格的中央集权，施政方针不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经济，以增益全国财富，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传统社会晚期的结构，类似“潜水艇肉夹面包”——上面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此乃文官集团;下面也是一块长面包，也没有有效的组织，此乃成千上万的农民。其中三个基本的组织原则，此即尊卑男女老幼，没有一个涉及经济、法制和人权，也没有一个可以改造利用。
张居正精明能干试图经济改革，申时行中庸诚信试图建立和谐社会，海瑞奉行儒家传统道德试图保持执政意识形态集团先进性，戚继光实干主义试图实现国防现代化，李贽清高矛盾试图打破儒家的一元宇宙观，结果他们或身败，或名裂，或身败名裂。就连九五之尊的万历皇帝，本有中兴之愿，但张居正死后被清算的形象反转，天子家事又屡被臣下干预，眼看死后都不能和自己心爱的女人并肩长眠，早已厌倦在各种典礼上充当木偶的他也终于心灰意冷，怠政三十多年。
帝国的官僚们一意保持传统与稳定，从而丧失了主动性，甚至不惜行事不公。明朝的特征在于依靠意识形态作为统治手段。其意识形态充斥了帝国的各个方面，无论从强度还是从广度来说，都是空前未有。意识形态提倡操守，提倡精神追求，不计较个人私利，讲求奉献和牺牲，鄙夷物质利益。这样，官员们过简单朴素的生活也成为必需，只能用精神力量补助着体制上的欠周全。
单一意识形态体制所造成的困局还表现在，它不能承认自己自己存在问题，因为怀疑终极价值，就等于怀疑一切的基础。如此往复，当问题出现的时候，执行者想到的第一个答案必然是掩盖之。在这个体制之下，因为终极价值理论上的不可怀疑和体制事实上的漏洞百出，整个体制事实上已经沦为一个形式：人人都在用阳的一面，也就是终极价值来掩盖自己的阴的一面，也就是个人私利。当社会日趋参差多态之时，体制所要求的单一化，同质化已就不能做到，整齐划一的集体开始崩解，由己及人的行为方式已经进入死胡同，其必然碰壁。当现实基础严重脱离体制时，体制又不能自我否定，只好强行将现实拉回原初的设定状态。但是构成体制本身的官僚阶层自身已经发生了改变，其行为也有所偏差，最后的结局必然是体制的分崩离析。
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既无资本主义发展的组织能力，也决不愿私人财富扩充至不易控制的地步，为王朝的安全之累。这种维护落后的农业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的做法，正是*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演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
万历十五年公元为1587年，距*战争尚有二百五十三年，但是中央集权，技术不能展开，财政无法核实，军备职能以效能最低的因素做标准，则前后想通。1840年的*战争，其情形仍与1587年相去无几。
*传统社会无法局部改造。过去*与民间的联系着重于尊卑男女长幼，纯考科举制度做主。1905年停止科举之后，上层机构与下层机构更为脱节，满清之覆亡，更无可避免。
民国肇造后，军阀割据，也是当然趋势。新的力量还没有产生，过渡期间，只能由私人军事势力撑持。这私人军事势力，限于交通通信等等条件的束缚，也只能在一两个省去里有效。省区外的竞争，更酿成混战局面。
**期间，创造了一个高层机构，总算技术了军阀混战，但是全靠城市经济维持。
*的土地革命，在农村中创造了一个新的底层机构。现在*当前的任务，则是在高层机构和底层机构间敷设有制度性的联系，才能从上至下，能够以经济及法治的方法管理，脱离官僚政治的垄断。
*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是一切问题的症结。而潜水艇夹肉面包的结构，也有其根源，主要原因还是受亚洲大陆天气地理关系的影响。
自小读史，常有*不如别人之感，何以日本明治维新，几十年内就凡事做得头头是道，而*似乎越做越糟。现在才看的明白，*文化是亚洲大陆地理的产物，欧美和日本的物质文明有他们海洋性国家的经验;况且每个国家发展，也有他们先后程序，而其中最大的差别，则是现代先进的国家以商业的法律作为高层机构及低层机构的联系，落后的国家以旧式农村的*惯及机构作为行政基础。
传统日本好像很受*儒家学说及佛教的影响，但是因为它国家低处重洋，对外安全，无须中央集权，与*的结构相差至大。它在德川幕府的末期，国内组织已经商业化。所以，表面上好像是短期突进，其实则是长时间的演变，最后出头露面而已。
因为世界工商业技术的进步，所有国家都要从以前闭关自守的形势，将社会生活方法作彻底额改造，以期适应新的世界金融经济，中外无可避免。西方的民主与自由，以“市民特权”为基点，和日本的大名*，授权于藏元的情形类似，所以改造比较容易。*立国以来以贫民及小自耕农的经济立场作基础，农村内部复杂的情形不可爬梳。
今日*所称“一国两制”，骤看起来好像是一种宣传工具，但是荷兰初成的联邦制也实际上是“一国两制”的表现。英国以两种完全不同的法律思想作为司法的基础，利用司法制度不声不响地使社会融合，也是渐渐由“一国两制”造成一国一制。但是“一国两制”不是没有危险的，美国开国时以保障人权为前提，却又因联邦制在南方姑息奴隶制度，终发生内战。
在技术方面讲，这一国两制的实行在*必有很多困难，但是不是不可能的。*过去在汉朝以儒家笼括发夹、到家及阴阳家的思想，在隋唐时代又笼括了佛家的思想，都是在矛盾中得到统一。可见时势需要，即不成能亦成为可能。
总体而言，《万历十五年》指出道德并非万能，不能代替技术，尤不可代替法律，但是从没说道德可以全部不要，只是道德的观点应当远大。凡能先用法律及技术解决的问题，不要先就扯上了一个道德问题。道德是一切意义的根源，不可分割，也不变妥协，如果道德上的争执持久不能解决，双方的距离越来越远，则迟早必导致于战争。
最*看完了《万历十五年》，明朝万历年间的重臣，张居正、戚继光、申时行、海瑞……无一不以悲剧收场。甚至万历自己，在这种文官集团体制之下，也只能无为而治。由此可以看到一种强大体制惯性所带来的悲哀。他们每个人都各有特点，亮光闪闪，也试图做出改革，但最终失败，大部分人还落得个革职、入狱、自杀的下场。一群文官为了整个集团的*衡，国家的武备、科技的革新、商业的发展都陷于停滞。
黄先生的大历史观是指：以一个时间基点为原点，前后各推一段时间，梳理整个大历史段的重要事件，最终要有“站在隧道外的观感”。具体到万历十五年，即为1587年为基点，以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戚继光、海瑞和李贽等历史关键人物为代表，着重挑选具备后世参考价值和社会历史性的事件进行阐述。
明清两代为*封建制度画上了一个句号。政治上，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达到顶峰，从明成祖设立内阁，到清雍正帝设立军机处，明清政治达到专制顶峰。明代的“仁宣之治”、隆庆新政和张居正改革为后世治国者所称道。经济上，从张居正改革的一条鞭法开始，到清代中期的摊丁入亩政策，农业人口激增，农业生态环境显著改善，农耕文明达到极盛。
在江浙一带，则出现了以雇佣关系为代表的资本主义萌芽，制造业、纺织业等成为解决地方人口就业的重要产业。军事上，统一多民族国家背景下的边防矛盾呈现由内向外转移的过程。制度得以完善，*疆域空前辽阔。
北方诸镇的边防措施万里长城得以修复，火器越来越多的应用于军事领域。募兵制和地方武装在镇压内部起义时发挥了重要作用。文化上，程朱理学高度统一，八股制度一方面选拔出了大量的优秀人才，同时也钳制了知识分子的思想。
下部书准备看看《彩色欧洲史》。
1587年，在大明帝国的历史上是稀松*常的一年。这一年没有大事发生，一切都如帝国既定的设想一般，严丝合缝地运转着。
然而也就是这一年，在世界史上，西班牙的舰队已经全部出动征英，一个新的时代正拉开帷幕。
何以明朝在这样的洪流中停下了脚步，致使后来几百年间*的封建社会在风雨中色厉内荏，摇摇欲坠呢?黄仁宇写了一些小事。
一位充满创造力却囿于高墙之内，心灰意冷转而不问朝政的皇帝;一位位极人臣，大刀阔斧进行改革却中道身故的首辅;一位刚正不阿受人敬仰，但最终调任闲职无法施展的官员;一位革新战术大胜敌人，却最终失势淡出政治的大将;一位言行出格超脱时代，以自我牺牲结束生命的文人。
当我们还相信依靠个人天赋和努力能人定胜天的时候，这些人或身败，或名裂，击碎了有关这个朝代的幻梦。励精图治与耽于声色，克己奉公与徇私舞弊，推陈出新与墨守成规，并没有结局上的区别。这并非能够怪罪到个体的身上，而是因为这个时代已经在歌舞升*中日薄西山，走到了它的尽头。
一个疆域辽阔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管理模式。在政治上以低效率文官集团为核心，在经济上则以小农经济为尊，在思想上以改造后的儒家学说作为指导，以道德作为最高准则，对于法度则轻描淡写，甚至依赖宗教和神秘的力量来维护社会机构的`运作，集体无意识的阴影笼罩在这个王朝的上空。
在这样的模式下，维护稳定是最重要的事。为此，这个还没有意识到世界的格局正在发生变化的帝国，秉持着惯有的*性，亦步亦趋地遵守礼仪，牺牲少数群体的利益，惊惧新的技术和新的法则。
物质文明往前发展，而国家的法律和组织机构不能随之而改进，势必发生动乱。
四海升*的万历十五年，暗流已经在潜层涌动。从九五之尊的天子到著书立说的异端，他们的生命走到这一年交织在一起打了一个结，往后再延续也受到这个结的影响，大历史亦如是。
读历史，探求真相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能做到的只能是以史为鉴。太阳底下无新事，怕只怕当局人眼前迷雾重重。自勉。
——《万历十五年》读书心得 (菁华5篇)
明史有“税重民穷”之说。如果意在说明当日官僚贪污百出，无力百姓被摊派的赋役过重，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言之成理。要是认为全国税收总额过高而导致百姓贫困，则与事实有所出入。同期英国税收约银二千余万两，和人口为三十倍的*大体相等。“民穷”的根本原因不在国家的赋税过重，而端在法律的腐败和*的低能。国家的税率低，受惠者并非农民，只是鼓励了大小地主加重剥削以及官僚乡里额外加征。
*幅员辽阔，情形复杂。明朝采取严格的中央集权，施政方针不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经济，以增益全国财富，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传统社会晚期的结构，类似“潜水艇肉夹面包”——上面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此乃文官集团;下面也是一块长面包，也没有有效的组织，此乃成千上万的农民。其中三个基本的组织原则，此即尊卑男女老幼，没有一个涉及经济、法制和人权，也没有一个可以改造利用。
张居正精明能干试图经济改革，申时行中庸诚信试图建立和谐社会，海瑞奉行儒家传统道德试图保持执政意识形态集团先进性，戚继光实干主义试图实现国防现代化，李贽清高矛盾试图打破儒家的一元宇宙观，结果他们或身败，或名裂，或身败名裂。就连九五之尊的万历皇帝，本有中兴之愿，但张居正死后被清算的形象反转，天子家事又屡被臣下干预，眼看死后都不能和自己心爱的女人并肩长眠，早已厌倦在各种典礼上充当木偶的他也终于心灰意冷，怠政三十多年。
帝国的官僚们一意保持传统与稳定，从而丧失了主动性，甚至不惜行事不公。明朝的特征在于依靠意识形态作为统治手段。其意识形态充斥了帝国的各个方面，无论从强度还是从广度来说，都是空前未有。意识形态提倡操守，提倡精神追求，不计较个人私利，讲求奉献和牺牲，鄙夷物质利益。这样，官员们过简单朴素的生活也成为必需，只能用精神力量补助着体制上的欠周全。
单一意识形态体制所造成的困局还表现在，它不能承认自己自己存在问题，因为怀疑终极价值，就等于怀疑一切的基础。如此往复，当问题出现的时候，执行者想到的第一个答案必然是掩盖之。在这个体制之下，因为终极价值理论上的不可怀疑和体制事实上的漏洞百出，整个体制事实上已经沦为一个形式：人人都在用阳的'一面，也就是终极价值来掩盖自己的阴的一面，也就是个人私利。当社会日趋参差多态之时，体制所要求的单一化，同质化已就不能做到，整齐划一的集体开始崩解，由己及人的行为方式已经进入死胡同，其必然碰壁。当现实基础严重脱离体制时，体制又不能自我否定，只好强行将现实拉回原初的设定状态。但是构成体制本身的官僚阶层自身已经发生了改变，其行为也有所偏差，最后的结局必然是体制的分崩离析。
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既无资本主义发展的组织能力，也决不愿私人财富扩充至不易控制的地步，为王朝的安全之累。这种维护落后的农业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的做法，正是*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演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
万历十五年公元为1587年，距*战争尚有二百五十三年，但是中央集权，技术不能展开，财政无法核实，军备职能以效能最低的因素做标准，则前后想通。1840年的*战争，其情形仍与1587年相去无几。
*传统社会无法局部改造。过去*与民间的联系着重于尊卑男女长幼，纯考科举制度做主。1905年停止科举之后，上层机构与下层机构更为脱节，满清之覆亡，更无可避免。
民国肇造后，军阀割据，也是当然趋势。新的力量还没有产生，过渡期间，只能由私人军事势力撑持。这私人军事势力，限于交通通信等等条件的束缚，也只能在一两个省去里有效。省区外的竞争，更酿成混战局面。
**期间，创造了一个高层机构，总算技术了军阀混战，但是全靠城市经济维持。
*的土地革命，在农村中创造了一个新的底层机构。现在*当前的任务，则是在高层机构和底层机构间敷设有制度性的联系，才能从上至下，能够以经济及法治的方法管理，脱离官僚政治的垄断。
*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是一切问题的症结。而潜水艇夹肉面包的结构，也有其根源，主要原因还是受亚洲大陆天气地理关系的影响。
自小读史，常有*不如别人之感，何以日本明治维新，几十年内就凡事做得头头是道，而*似乎越做越糟。现在才看的明白，*文化是亚洲大陆地理的产物，欧美和日本的物质文明有他们海洋性国家的经验;况且每个国家发展，也有他们先后程序，而其中最大的差别，则是现代先进的国家以商业的法律作为高层机构及低层机构的联系，落后的国家以旧式农村的*惯及机构作为行政基础。
传统日本好像很受*儒家学说及佛教的影响，但是因为它国家低处重洋，对外安全，无须中央集权，与*的结构相差至大。它在德川幕府的末期，国内组织已经商业化。所以，表面上好像是短期突进，其实则是长时间的演变，最后出头露面而已。
因为世界工商业技术的进步，所有国家都要从以前闭关自守的形势，将社会生活方法作彻底额改造，以期适应新的世界金融经济，中外无可避免。西方的民主与自由，以“市民特权”为基点，和日本的大名*，授权于藏元的情形类似，所以改造比较容易。*立国以来以贫民及小自耕农的经济立场作基础，农村内部复杂的情形不可爬梳。
今日*所称“一国两制”，骤看起来好像是一种宣传工具，但是荷兰初成的联邦制也实际上是“一国两制”的表现。英国以两种完全不同的法律思想作为司法的基础，利用司法制度不声不响地使社会融合，也是渐渐由“一国两制”造成一国一制。但是“一国两制”不是没有危险的，美国开国时以保障人权为前提，却又因联邦制在南方姑息奴隶制度，终发生内战。
在技术方面讲，这一国两制的实行在*必有很多困难，但是不是不可能的。*过去在汉朝以儒家笼括发夹、到家及阴阳家的思想，在隋唐时代又笼括了佛家的思想，都是在矛盾中得到统一。可见时势需要，即不成能亦成为可能。
总体而言，《万历十五年》指出道德并非万能，不能代替技术，尤不可代替法律，但是从没说道德可以全部不要，只是道德的观点应当远大。凡能先用法律及技术解决的问题，不要先就扯上了一个道德问题。道德是一切意义的根源，不可分割，也不变妥协，如果道德上的争执持久不能解决，双方的距离越来越远，则迟早必导致于战争。
洋洋洒洒*三十万字的《万历十五年》今天终于读完了。一部历史书竟能让我如饥似渴、手不释卷地读完，连我自己都感到些许诧异。一部书只写了一年 ——万历十五年，写了几个人，写了几件事，场景不可谓不小，正如该书作者黄仁宇所言：在历史上，万历十五年实为**淡淡的一年。
凡听人言，大师就是能把复杂问题简单化的人。比起许多鸿篇大作，《万历十五年》实不能算是大作，但作者在看似*淡的一年中，却浓缩了整个*历史的兴衰成败，以小见大，知微见著，将整个*历史映照在*淡而普通的一年，仿佛读完这一年，顷刻间便能在读者的脑海中建构起清晰的'历史脉络一般。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中以知一叶而知全秋的写法，将整个*历史映耀脑海。同时黄仁宇先生的文学化写法，使读者丝毫感觉不到干巴枯燥、索然无味的历史书，而是在品味小说，鉴赏诗词般，一泻千里地读完。读完后还感觉唇齿留香，余香满颊。细细玩味着，浅浅尝茗似的，在脑海中回味，咀嚼，消化。简直就是在品尝一道大厨精心制作的文化大餐。
当我们品味这道美食时，我们不难发现作者的深刻洞察力。*是一个有极强文化传统的封建王朝，在秦统一*，汉武帝的独尊儒术，废黜百家以来，在政治上奠定了封建王朝的发展方向。以地域上的统一，思想上的统一，精神上的统一引导*的发展。众所周知，先秦哲学是百家争鸣的时代，可到了汉代却独尊儒术，这并不能归咎于生物的随机选择，而是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儒家强调仁、义、礼、智、信，这在以土地为基本生活资料的封建王朝是非常重要的。
钱穆先生曾说，*的国家是国与家的结合，上至君主下至户主，在自己的管理范围内是具有绝对权威的。这便是儒家所推崇的“仁”。家庭内户主具有权威是生理中产生的，而君臣关系则是一种社会关系，儒家的“仁”很好的调和了个中矛盾，使得家国一体。家是一国，国是一家。在《万历十五年》一书中，万历皇帝是具有绝对权威，自己可以随心所欲，但在儒家思想的拘束下，张居正、申时行等代表的士官阶层对皇权却是一种无形的钳制。这与西方的三权分力是不同的，三权分力讲究*等，而一士官阶层对皇权的钳制则是不*等的。士官对皇权要尽忠、尽孝、尽义，是为了辅佐皇帝，而在道德上给予的拘束。这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而士官对自己也是从良心上，道德上要求自己。这就造成了重礼轻法，重道德轻法律的封建文化氛围了。每个文人都有自己的一套道德准则，有自己的良心，有自己的政治抱负。从这里看，张居正死后被谏，乃至于被鞭尸，也就不足为怪了。
在家国同构的社会，讲究尊上敬祖。尊上为忠，敬祖为孝。自古以来，忠孝占据着封建王朝的最高地位，也是最高的道德准则。儒家常说：修身、齐家、治国、*天下。家中的礼可以用于治国，孝可以上升为忠。观其《万历十五年》一书，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李贽等等，哪个不是先强调家，再来治国的呢?
《万历十五年》展示了一幅封建王朝的全景图。它就是一只张着血盆大口的饕餮怪兽。它要吃人，它将人变成怪兽。张居正死后被吃，海瑞被吃，申时行被吃，戚继光被吃……还有无数人都被这张沾满鲜血，腥臭无比的大嘴吞下。正如鲁迅先生所说：这是一个吃人的社会，这是一个吃人不吐骨头的社会。
明史有“税重民穷”之说。如果意在说明当日官僚贪污百出，无力百姓被摊派的赋役过重，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言之成理。要是认为全国税收总额过高而导致百姓贫困，则与事实有所出入。同期英国税收约银二千余万两，和人口为三十倍的*大体相等。“民穷”的根本原因不在国家的赋税过重，而端在法律的腐败和*的低能。国家的税率低，受惠者并非农民，只是鼓励了大小地主加重剥削以及官僚乡里额外加征。
*幅员辽阔，情形复杂。明朝采取严格的中央集权，施政方针不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经济，以增益全国财富，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传统社会晚期的结构，类似“潜水艇肉夹面包”——上面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此乃文官集团;下面也是一块长面包，也没有有效的组织，此乃成千上万的农民。其中三个基本的组织原则，此即尊卑男女老幼，没有一个涉及经济、法制和人权，也没有一个可以改造利用。
张居正精明能干试图经济改革，申时行中庸诚信试图建立和谐社会，海瑞奉行儒家传统道德试图保持执政意识形态集团先进性，戚继光实干主义试图实现国防现代化，李贽清高矛盾试图打破儒家的一元宇宙观，结果他们或身败，或名裂，或身败名裂。就连九五之尊的万历皇帝，本有中兴之愿，但张居正死后被清算的形象反转，天子家事又屡被臣下干预，眼看死后都不能和自己心爱的女人并肩长眠，早已厌倦在各种典礼上充当木偶的他也终于心灰意冷，怠政三十多年。
帝国的官僚们一意保持传统与稳定，从而丧失了主动性，甚至不惜行事不公。明朝的特征在于依靠意识形态作为统治手段。其意识形态充斥了帝国的各个方面，无论从强度还是从广度来说，都是空前未有。意识形态提倡操守，提倡精神追求，不计较个人私利，讲求奉献和牺牲，鄙夷物质利益。这样，官员们过简单朴素的生活也成为必需，只能用精神力量补助着体制上的欠周全。
单一意识形态体制所造成的困局还表现在，它不能承认自己自己存在问题，因为怀疑终极价值，就等于怀疑一切的基础。如此往复，当问题出现的时候，执行者想到的第一个答案必然是掩盖之。在这个体制之下，因为终极价值理论上的不可怀疑和体制事实上的漏洞百出，整个体制事实上已经沦为一个形式：人人都在用阳的一面，也就是终极价值来掩盖自己的阴的一面，也就是个人私利。当社会日趋参差多态之时，体制所要求的单一化，同质化已就不能做到，整齐划一的集体开始崩解，由己及人的行为方式已经进入死胡同，其必然碰壁。当现实基础严重脱离体制时，体制又不能自我否定，只好强行将现实拉回原初的设定状态。但是构成体制本身的官僚阶层自身已经发生了改变，其行为也有所偏差，最后的结局必然是体制的分崩离析。
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既无资本主义发展的组织能力，也决不愿私人财富扩充至不易控制的地步，为王朝的安全之累。这种维护落后的农业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的做法，正是*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演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
万历十五年公元为1587年，距*战争尚有二百五十三年，但是中央集权，技术不能展开，财政无法核实，军备职能以效能最低的因素做标准，则前后想通。1840年的*战争，其情形仍与1587年相去无几。
*传统社会无法局部改造。过去*与民间的联系着重于尊卑男女长幼，纯考科举制度做主。1905年停止科举之后，上层机构与下层机构更为脱节，满清之覆亡，更无可避免。
民国肇造后，军阀割据，也是当然趋势。新的力量还没有产生，过渡期间，只能由私人军事势力撑持。这私人军事势力，限于交通通信等等条件的束缚，也只能在一两个省去里有效。省区外的竞争，更酿成混战局面。
**期间，创造了一个高层机构，总算技术了军阀混战，但是全靠城市经济维持。
*的土地革命，在农村中创造了一个新的底层机构。现在*当前的任务，则是在高层机构和底层机构间敷设有制度性的联系，才能从上至下，能够以经济及法治的方法管理，脱离官僚政治的垄断。
*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是一切问题的症结。而潜水艇夹肉面包的结构，也有其根源，主要原因还是受亚洲大陆天气地理关系的影响。
自小读史，常有*不如别人之感，何以日本明治维新，几十年内就凡事做得头头是道，而*似乎越做越糟。现在才看的明白，*文化是亚洲大陆地理的产物，欧美和日本的物质文明有他们海洋性国家的经验;况且每个国家发展，也有他们先后程序，而其中最大的差别，则是现代先进的国家以商业的法律作为高层机构及低层机构的联系，落后的国家以旧式农村的*惯及机构作为行政基础。
传统日本好像很受*儒家学说及佛教的影响，但是因为它国家低处重洋，对外安全，无须中央集权，与*的结构相差至大。它在德川幕府的末期，国内组织已经商业化。所以，表面上好像是短期突进，其实则是长时间的演变，最后出头露面而已。
因为世界工商业技术的进步，所有国家都要从以前闭关自守的形势，将社会生活方法作彻底额改造，以期适应新的世界金融经济，中外无可避免。西方的民主与自由，以“市民特权”为基点，和日本的大名*，授权于藏元的情形类似，所以改造比较容易。*立国以来以贫民及小自耕农的经济立场作基础，农村内部复杂的情形不可爬梳。
今日*所称“一国两制”，骤看起来好像是一种宣传工具，但是荷兰初成的联邦制也实际上是“一国两制”的表现。英国以两种完全不同的法律思想作为司法的基础，利用司法制度不声不响地使社会融合，也是渐渐由“一国两制”造成一国一制。但是“一国两制”不是没有危险的，美国开国时以保障人权为前提，却又因联邦制在南方姑息奴隶制度，终发生内战。
在技术方面讲，这一国两制的实行在*必有很多困难，但是不是不可能的。*过去在汉朝以儒家笼括发夹、到家及阴阳家的思想，在隋唐时代又笼括了佛家的思想，都是在矛盾中得到统一。可见时势需要，即不成能亦成为可能。
总体而言，《万历十五年》指出道德并非万能，不能代替技术，尤不可代替法律，但是从没说道德可以全部不要，只是道德的观点应当远大。凡能先用法律及技术解决的问题，不要先就扯上了一个道德问题。道德是一切意义的根源，不可分割，也不变妥协，如果道德上的争执持久不能解决，双方的距离越来越远，则迟早必导致于战争。
《万历十五年》是一本很有意思的书，作者选取万历十五年作为一个分界线，介绍了神宗万历，首辅张居正，申时行以及清官海瑞，将军戚继光，哲学家李贽等人的经历，挖掘出这些看似风光的人物各自的经历中隐含的的悲剧，从中看出他们所处的大明王朝表面繁荣下的无奈。
关于明朝，说句惭愧的话，如果不是因为这本书是写的万历年间的事情，我对它的理解最多也只是停留在万历是明朝的一个皇帝，明朝有段时间是万历年间而已。至于戚继光，李贽，海瑞，张居正这些人在看这本书之前也只是知道他们都是明朝的，但不知他们其实是一个时代的人物。更不清楚，其实*古代对于社会机制的设计已经十分成熟，成熟到，就算皇帝徒有其名，不做任何动作。下面的文官机制也能基本上照常运行，它已经将自身内部的人训练成了它自己的齿轮，不会因为某一个人或者某几个人的不合作就乱了套，哪怕这个制度是封建皇帝制。
万历十五年吸引我的，是能认识到里面几个真实的人。在黄仁宇先生夹叙夹议的文字里，我看到了他们内心的挣扎。印象最深的.是万历皇帝，书里虽没有万历心理活动的描写，但作者对一件件事原因的分析，还是把万历个人的形象很完整的呈现出来了，虽贵为天子，但他终其一生都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很多时候，他企图用个人的力量和传统*俗做抗争，但强大的阻力将他推回。
万历在十岁那年登基成为大明帝国的主宰，由于年纪尚小，大部分的决定背后都有张居正的协助。他曾经励志做一个圣明的皇帝，但得知张居正的真实面目之后，他才知道自己被最尊敬的老师蒙骗了这么久，他的世界观受到了强大的冲击，在随后数次与朝廷文官的争斗中，也让他心灰意冷。他发现了自己虽贵为九五之尊，但实质上不过是封建礼教的一面旗帜，是文官集团为了保护其所有权而创造的符号象征。
一个国家的最高权力者尚且如此，这个王朝还能走多远呢？
万历十五年，张居正已死，死后被大清算，家产抄了，儿子革职，所有的荣耀都被剥夺，甚至差点开棺戮尸。一个厉行改革的大官，一度掌握举国的重大决策的大权，却沦落至此，子孙都不得保全，之前有多荣耀多尊贵，现在就有多卑微，多惨淡。
其实张居正所厉行的改革，总的来说，对明朝还是好的，但是他的位高权重和锋芒毕露，威胁到其他文官的利益和升迁，于是反张派必除之而后快，张居正怎么也不会想到，是他亲手为大明帝国走向衰败埋下了伏笔。
读史思今，时至今日，凡有争议之事发生，道德就时常被人提起，而法律却是陌生的，我们很少用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道德却成了人们口中的舆论导向和判断是非的标准，由此观之，这和几百年前的万历十五年又有何不同？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却有教化之处。然而，受过教育的人应有独立之思想，能够明辨是非。愿你我能以史为鉴，审视自身和社会，不做随波逐流的跳蚤。
《万历十五年》是一本很有意思的书，作者选取万历十五年作为一个分界线，介绍了神宗万历，首辅张居正，申时行以及清官海瑞，将军戚继光，哲学家李贽等人的经历，挖掘出这些看似风光的人物各自的经历中隐含的的悲剧，从中看出他们所处的大明王朝表面繁荣下的无奈。
关于明朝，说句惭愧的话，如果不是因为这本书是写的`万历年间的事情，我对它的理解最多也只是停留在万历是明朝的一个皇帝，明朝有段时间是万历年间而已。至于戚继光，李贽，海瑞，张居正这些人在看这本书之前也只是知道他们都是明朝的，但不知他们其实是一个时代的人物。更不清楚，其实*古代对于社会机制的设计已经十分成熟，成熟到，就算皇帝徒有其名，不做任何动作。下面的文官机制也能基本上照常运行，它已经将自身内部的人训练成了它自己的齿轮，不会因为某一个人或者某几个人的不合作就乱了套，哪怕这个制度是封建皇帝制。
万历十五年吸引我的，是能认识到里面几个真实的人。在黄仁宇先生夹叙夹议的文字里，我看到了他们内心的挣扎。印象最深的是万历皇帝，书里虽没有万历心理活动的描写，但作者对一件件事原因的分析，还是把万历个人的形象很完整的呈现出来了，虽贵为天子，但他终其一生都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很多时候，他企图用个人的力量和传统*俗做抗争，但强大的阻力将他推回。
万历在十岁那年登基成为大明帝国的主宰，由于年纪尚小，大部分的决定背后都有张居正的协助。他曾经励志做一个圣明的皇帝，但得知张居正的真实面目之后，他才知道自己被最尊敬的老师蒙骗了这么久，他的世界观受到了强大的冲击，在随后数次与朝廷文官的争斗中，也让他心灰意冷。他发现了自己虽贵为九五之尊，但实质上不过是封建礼教的一面旗帜，是文官集团为了保护其所有权而创造的符号象征。
一个国家的最高权力者尚且如此，这个王朝还能走多远呢？
万历十五年，张居正已死，死后被大清算，家产抄了，儿子革职，所有的荣耀都被剥夺，甚至差点开棺戮尸。一个厉行改革的大官，一度掌握举国的重大决策的大权，却沦落至此，子孙都不得保全，之前有多荣耀多尊贵，现在就有多卑微，多惨淡。
其实张居正所厉行的改革，总的来说，对明朝还是好的，但是他的位高权重和锋芒毕露，威胁到其他文官的利益和升迁，于是反张派必除之而后快，张居正怎么也不会想到，是他亲手为大明帝国走向衰败埋下了伏笔。
读史思今，时至今日，凡有争议之事发生，道德就时常被人提起，而法律却是陌生的，我们很少用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道德却成了人们口中的舆论导向和判断是非的标准，由此观之，这和几百年前的万历十五年又有何不同？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却有教化之处。然而，受过教育的人应有独立之思想，能够明辨是非。愿你我能以史为鉴，审视自身和社会，不做随波逐流的跳蚤。
——《万历十五年》读书心得(精选20篇)
洋洋洒洒*三十万字的《万历十五年》今天终于读完了。一部历史书竟能让我如饥似渴、手不释卷地读完，连我自己都感到些许诧异。一部书只写了一年 ――万历十五年，写了几个人，写了几件事，场景不可谓不小，正如该书作者黄仁宇所言：在历史上，万历十五年实为**淡淡的一年。
凡听人言，大师就是能把复杂问题简单化的人。比起许多鸿篇大作，《万历十五年》实不能算是大作，但作者在看似*淡的一年中，却浓缩了整个中国历史的兴衰成败，以小见大，知微见著，将整个中国历史映照在*淡而普通的一年，仿佛读完这一年，顷刻间便能在读者的脑海中建构起清晰的历史脉络一般。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中以知一叶而知全秋的写法，将整个中国历史映耀脑海。同时黄仁宇先生的文学化写法，使读者丝毫感觉不到干巴枯燥、索然无味的历史书，而是在品味小说，鉴赏诗词般，一泻千里地读完。读完后还感觉唇齿留香，余香满颊。细细玩味着，浅浅尝茗似的，在脑海中回味，咀嚼，消化。简直就是在品尝一道大厨精心制作的'文化大餐。
当我们品味这道美食时，我们不难发现作者的深刻洞察力。中国是一个有极强文化传统的封建王朝，在秦统一中国，汉武帝的独尊儒术，废黜百家以来，在政治上奠定了封建王朝的发展方向。以地域上的统一，思想上的统一，精神上的统一引导中国的发展。众所周知，先秦哲学是百家争鸣的时代，可到了汉代却独尊儒术，这并不能归咎于生物的随机选择，而是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儒家强调仁、义、礼、智、信，这在以土地为基本生活资料的封建王朝是非常重要的。
钱穆先生曾说，中国的国家是国与家的结合，上至君主下至户主，在自己的管理范围内是具有绝对权威的。这便是儒家所推崇的“仁”。家庭内户主具有权威是生理中产生的，而君臣关系则是一种社会关系，儒家的“仁”很好的调和了个中矛盾，使得家国一体。家是一国，国是一家。在《万历十五年》一书中，万历皇帝是具有绝对权威，自己可以随心所欲，但在儒家思想的拘束下，张居正、申时行等代表的士官阶层对皇权却是一种无形的钳制。这与西方的三权分力是不同的，三权分力讲究*等，而一士官阶层对皇权的钳制则是不*等的。士官对皇权要尽忠、尽孝、尽义，是为了辅佐皇帝，而在道德上给予的拘束。这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而士官对自己也是从良心上，道德上要求自己。这就造成了重礼轻法，重道德轻法律的封建文化氛围了。每个文人都有自己的一套道德准则，有自己的良心，有自己的政治抱负。从这里看，张居正死后被谏，乃至于被鞭尸，也就不足为怪了。
在家国同构的社会，讲究尊上敬祖。尊上为忠，敬祖为孝。自古以来，忠孝占据着封建王朝的最高地位，也是最高的道德准则。儒家常说：修身、齐家、治国、*天下。家中的礼可以用于治国，孝可以上升为忠。观其《万历十五年》一书，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李贽等等，哪个不是先强调家，再来治国的呢?
《万历十五年》展示了一幅封建王朝的全景图。它就是一只张着血盆大口的饕餮怪兽。它要吃人，它将人变成怪兽。张居正死后被吃，海瑞被吃，申时行被吃，戚继光被吃……还有无数人都被这张沾满鲜血，腥臭无比的大嘴吞下。正如鲁迅先生所说：这是一个吃人的社会，这是一个吃人不吐骨头的社会。
《万历十五年》，书名在很久以前就知道了，作者也久闻其名，只是在内心一直怯于去读它，因为始终觉得它是一本史书，给人一种厚重感，一翻书序就谈及财政制度方面，令人不禁生畏。公元1587年，在中国为明代万历十五年，丁亥年明史的卷轴渐渐在眼前展开
直到前些天才下定决心打开这本尘封已久的书籍，细细读来，才发现它并非我以为的那样艰深晦涩。看不多时，我发现《万历十五年》可以称得上是一部奇书，带给人以震撼的感觉，并非是因为作者写明朝史写得非常生动，而是因为作者的视野非常广，摆脱了普通历史书枯燥无味的感觉。故事涉及荒怠朝政的万历、被清算的前任首辅张居正、调和文官阴阳的现任首辅申时行、古代模范官僚海瑞、孤独的将领戚继光、自相冲突的哲学家李贽。九岁登基而早熟的万历皇帝懈怠了皇帝这份工作，宁可躲在宫中看宦官掷银游戏，也不愿上朝面对百官议政。张居正励精图治，仍无法挽回王朝走向衰败的现实，海瑞一身正气，却在官场处处碰壁无法立足，戚继光抗击倭寇立下大功，申时行深谙官场之道，也未能带给明帝国任何起色。
《万历十五年》是一本很有意思的书，作者选取万历十五年作为一个分界线，介绍了神宗万历，首辅张居正，申时行以及清官海瑞，将军戚继光，哲学家李贽等人的经历，挖掘出这些看似风光的人物各自的经历中隐含的的悲剧，从中看出他们所处的大明王朝表面繁荣下的无奈。
关于明朝，说句惭愧的话，如果不是因为这本书是写的万历年间的事情，我对它的理解最多也只是停留在万历是明朝的一个皇帝，明朝有段时间是万历年间而已。至于戚继光，李贽，海瑞，张居正这些人在看这本书之前也只是知道他们都是明朝的，但不知他们其实是一个时代的人物。更不清楚，其实中国古代对于社会机制的设计已经十分成熟，成熟到，就算皇帝徒有其名，不做任何动作。下面的文官机制也能基本上照常运行，它已经将自身内部的人训练成了它自己的齿轮，不会因为某一个人或者某几个人的不合作就乱了套，哪怕这个制度是封建皇帝制。
万历十五年吸引我的，是能认识到里面几个真实的人。在黄仁宇先生夹叙夹议的文字里，我看到了他们内心的挣扎。印象最深的是万历皇帝，书里虽没有万历心理活动的描写，但作者对一件件事原因的分析，还是把万历个人的形象很完整的呈现出来了，虽贵为天子，但他终其一生都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很多时候，他企图用个人的`力量和传统*俗做抗争，但强大的阻力将他推回。
万历在十岁那年登基成为大明帝国的主宰，由于年纪尚小，大部分的决定背后都有张居正的协助。他曾经励志做一个圣明的皇帝，但得知张居正的真实面目之后，他才知道自己被最尊敬的老师蒙骗了这么久，他的世界观受到了强大的冲击，在随后数次与朝廷文官的争斗中，也让他心灰意冷。他发现了自己虽贵为九五之尊，但实质上不过是封建礼教的一面旗帜，是文官集团为了保护其所有权而创造的符号象征。
一个国家的最高权力者尚且如此，这个王朝还能走多远呢？
万历十五年，张居正已死，死后被大清算，家产抄了，儿子革职，所有的荣耀都被剥夺，甚至差点开棺戮尸。一个厉行改革的大官，一度掌握举国的重大决策的大权，却沦落至此，子孙都不得保全，之前有多荣耀多尊贵，现在就有多卑微，多惨淡。
其实张居正所厉行的改革，总的来说，对明朝还是好的，但是他的位高权重和锋芒毕露，威胁到其他文官的利益和升迁，于是反张派必除之而后快，张居正怎么也不会想到，是他亲手为大明帝国走向衰败埋下了伏笔。
读史思今，时至今日，凡有争议之事发生，道德就时常被人提起，而法律却是陌生的，我们很少用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道德却成了人们口中的舆论导向和判断是非的标准，由此观之，这和几百年前的万历十五年又有何不同？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却有教化之处。然而，受过教育的人应有独立之思想，能够明辨是非。愿你我能以史为鉴，审视自身和社会，不做随波逐流的跳蚤。
洋洋洒洒*三十万字的《万历十五年》今天终于读完了。一部历史书竟能让我如饥似渴、手不释卷地读完，连我自己都感到些许诧异。一部书只写了一年 ——万历十五年，写了几个人，写了几件事，场景不可谓不小，正如该书作者黄仁宇所言：在历史上，万历十五年实为**淡淡的一年。
凡听人言，大师就是能把复杂问题简单化的人。比起许多鸿篇大作，《万历十五年》实不能算是大作，但作者在看似*淡的一年中，却浓缩了整个中国历史的兴衰成败，以小见大，知微见著，将整个中国历史映照在*淡而普通的一年，仿佛读完这一年，顷刻间便能在读者的脑海中建构起清晰的历史脉络一般。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中以知一叶而知全秋的写法，将整个中国历史映耀脑海。同时黄仁宇先生的文学化写法，使读者丝毫感觉不到干巴枯燥、索然无味的历史书，而是在品味小说，鉴赏诗词般，一泻千里地读完。读完后还感觉唇齿留香，余香满颊。细细玩味着，浅浅尝茗似的，在脑海中回味，咀嚼，消化。简直就是在品尝一道大厨精心制作的文化大餐。
当我们品味这道美食时，我们不难发现作者的深刻洞察力。中国是一个有极强文化传统的封建王朝，在秦统一中国，汉武帝的独尊儒术，废黜百家以来，在政治上奠定了封建王朝的发展方向。以地域上的'统一，思想上的统一，精神上的统一引导中国的发展。众所周知，先秦哲学是百家争鸣的时代，可到了汉代却独尊儒术，这并不能归咎于生物的随机选择，而是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儒家强调仁、义、礼、智、信，这在以土地为基本生活资料的封建王朝是非常重要的。
钱穆先生曾说，中国的国家是国与家的结合，上至君主下至户主，在自己的管理范围内是具有绝对权威的。这便是儒家所推崇的“仁”。家庭内户主具有权威是生理中产生的，而君臣关系则是一种社会关系，儒家的“仁”很好的调和了个中矛盾，使得家国一体。家是一国，国是一家。在《万历十五年》一书中，万历皇帝是具有绝对权威，自己可以随心所欲，但在儒家思想的拘束下，张居正、申时行等代表的士官阶层对皇权却是一种无形的钳制。这与西方的三权分力是不同的，三权分力讲究*等，而一士官阶层对皇权的钳制则是不*等的。士官对皇权要尽忠、尽孝、尽义，是为了辅佐皇帝，而在道德上给予的拘束。这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而士官对自己也是从良心上，道德上要求自己。这就造成了重礼轻法，重道德轻法律的封建文化氛围了。每个文人都有自己的一套道德准则，有自己的良心，有自己的政治抱负。从这里看，张居正死后被谏，乃至于被鞭尸，也就不足为怪了。
在家国同构的社会，讲究尊上敬祖。尊上为忠，敬祖为孝。自古以来，忠孝占据着封建王朝的最高地位，也是最高的道德准则。儒家常说：修身、齐家、治国、*天下。家中的礼可以用于治国，孝可以上升为忠。观其《万历十五年》一书，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李贽等等，哪个不是先强调家，再来治国的呢?
《万历十五年》展示了一幅封建王朝的全景图。它就是一只张着血盆大口的饕餮怪兽。它要吃人，它将人变成怪兽。张居正死后被吃，海瑞被吃，申时行被吃，戚继光被吃……还有无数人都被这张沾满鲜血，腥臭无比的大嘴吞下。正如鲁迅先生所说：这是一个吃人的社会，这是一个吃人不吐骨头的社会。
公元1587年，我国明代朝廷上发生了许多末节小事，殊不知，此后的王朝覆灭竟因此而起，可以说兴衰取一步。黄仁宇先生以一种有别于其他史学文献的写法，从中折射中国16世纪的社会全貌。
黄仁宇先生将历史编排成一部纪录片，把当时的一位皇帝五位大臣的群像刻画，从各种细节中，究出表面一派太*的大明朝，为何一步步走向灭亡。皇帝自然是万历皇帝，五位大臣是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南京都察院都御史海瑞，蓟州总兵戚继光，前云南姚安知府李贽。他们或是失败，或是名裂，没有一个能功德圆满，他们体现了隐藏在历史深处的症结。
自古以来，许多人的梦想便是回到古代，当一个皇帝，做一个至高无上的统治者，自然拥有着无边无际的权力，享尽荣华富贵。但我们可以从万历身上看到事实并非如此，如若想成为一个好皇帝，不仅要勤于朝政，更有无尽的束缚与管制。
许多皇帝年轻时都满腔热血，希望干出一番大事业，在史书上名垂，万历也不例外，至少在他年幼时代，他是希望成为一代明君的，可越到年纪大了，就越感到无力，意识到手中的权力并不是万能的，还会带来无数的烦恼。
明朝的皇帝自由就会受到严格的教育，万历皇帝的老师就有五个讲经史的，两个讲书法的，和一个助教。从万历身上我们知道了，无论如何，只要一个人处在社会中，就会有各种束缚面对，这只束缚我们只能去接受，若想不束缚，只能生活在深山老林中才做得到。
再看看余下的五个大臣，也无一例外的被社会所束缚。张居正，作为万历皇帝的老师，对待皇帝也十分严格，不仅仅因为他位高权重，更是因为明太祖朱元璋定中的`规矩，在他教导万历皇帝这十年，国家是富极一时的。
不幸的是，这位做事雷厉风行、教导有方的首辅，因为胃病仅享年57岁，更加可惜的是因为张居正的手段强硬，曾在其手下利益遭损的官员，便开始弹劾这位前首辅，在一柱柱石锤之下，还沉浸在巨大悲痛下的万历皇帝，想不信也难，最终还抄了张居正的家。申时行，作为张居正的继任者，也作为万历从小的老师，相信这孩子应该会有所作为，做出一番事业。但与此同时，他也深刻认识到文官集团的重要性，一项政策是否能顺利实施，极大的取决于是否影响到庞大文官集团的利益。吸取了张居正的教训，申时行便充当起了和事佬。
然而，这和事佬也并不是这么好当的，由于立场不定，也并没有什么功绩，文官集团开始批评他是一个卖友误君的小人。最终申时行也只落得辞职回乡的下场。
这个国家的主要矛盾，便是皇权与文官集团的斗争。文官集团的利益纠纷，而在另外三人：海瑞，戚继光，李贽身上则恰恰反应了这些毛病。海瑞，一个清正廉洁，事事奉公，是当之无愧的良臣。但即使这样，试图以一己之力证明法律价值的海瑞，最终还是触到了文官集团的利益，百官对他无可奈何，但也处处施压，海瑞心想太*，却只能郁郁而终。
戚继光，可谓一代明将，他压制了海外倭寇，但他却动摇了明朝文压武之局，也难逃被罢免后病死家乡的命运。李贽，这最后一位也好不到哪里去，他意识到某些道德的危害，但又与传统难以割舍，只能目送王朝的灭亡。
社会的束缚，我们犹如在夹缝中生存，但做一个明眼人，更为重要。
我曾经以为《万历十五年》会是一幅宏篇巨构的历史，就算不满眼艰涩的文字，也该是难逃作者的主观臆断落了下乘(这也是我不喜欢读历史评论的原因，作者有所偏好，不够客观)。但显然，是我胡乱猜测了。
这本书初读显得琐碎，你甚至不觉得它多有文采，就*淡无奇的讲一个故事，甚至有点无聊。
但到了后面，你开始被它吸引，于*淡中跟着作者不慌不忙的一路过去，竟有点欲罢不能。
看书喜欢窥探作者的三观，企图找出作者的狭隘和洋洋自得。然而这次只看到作者对历史的悲悯、清醒的目光以及高远的视野。这丝毫不夸张的文字，突然让我怀疑：是作者没有斐然的文采，还是不屑炫技，只想安安静静地讲好一个故事?
再说故事。
我们总宣扬人定胜天，认为这样才算英雄，作者却让我们看到到历史的'偶然与必然：历史大车轮下，很多人物被裹挟着前进，根本无力反抗。真要反抗未必会失败，只是难如登天!自动开启hard模式，何苦?
历史人物也是人，不是历史课本里的寥寥数语，万历皇帝，海瑞，戚继光，张居正，他们未必没有争过，没那么高尚，也没那么不堪，但最终也未能扭转历史的潮流。
因为懂得，所以慈悲。黄仁宇一生经历了太多，对历史有一种天生的悲悯和冷静，者注定了这本书的成就：很多人写史读史，却最终陷入偏见，客观是最基本却最难做到的。黄的高度，黄的经历，足以让很多人说一声佩服，让很多人汗颜。
至于人物各自的故事，突然没有了兴致，罢罢罢，不讲了。
洋洋洒洒*三十万字的《万历十五年》今天终于读完了。一部历史书竟能让我如饥似渴、手不释卷地读完，连我自己都感到些许诧异。一部书只写了一年 ——万历十五年，写了几个人，写了几件事，场景不可谓不小，正如该书作者黄仁宇所言：在历史上，万历十五年实为**淡淡的一年。
凡听人言，大师就是能把复杂问题简单化的人。比起许多鸿篇大作，《万历十五年》实不能算是大作，但作者在看似*淡的一年中，却浓缩了整个中国历史的兴衰成败，以小见大，知微见著，将整个中国历史映照在*淡而普通的一年，仿佛读完这一年，顷刻间便能在读者的脑海中建构起清晰的历史脉络一般。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中以知一叶而知全秋的写法，将整个中国历史映耀脑海。同时黄仁宇先生的文学化写法，使读者丝毫感觉不到干巴枯燥、索然无味的历史书，而是在品味小说，鉴赏诗词般，一泻千里地读完。读完后还感觉唇齿留香，余香满颊。细细玩味着，浅浅尝茗似的，在脑海中回味，咀嚼，消化。简直就是在品尝一道大厨精心制作的文化大餐。
当我们品味这道美食时，我们不难发现作者的深刻洞察力。中国是一个有极强文化传统的封建王朝，在秦统一中国，汉武帝的独尊儒术，废黜百家以来，在政治上奠定了封建王朝的发展方向。以地域上的统一，思想上的统一，精神上的统一引导中国的发展。众所周知，先秦哲学是百家争鸣的时代，可到了汉代却独尊儒术，这并不能归咎于生物的随机选择，而是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儒家强调仁、义、礼、智、信，这在以土地为基本生活资料的封建王朝是非常重要的。
钱穆先生曾说，中国的国家是国与家的结合，上至君主下至户主，在自己的管理范围内是具有绝对权威的。这便是儒家所推崇的“仁”。家庭内户主具有权威是生理中产生的，而君臣关系则是一种社会关系，儒家的“仁”很好的调和了个中矛盾，使得家国一体。家是一国，国是一家。在《万历十五年》一书中，万历皇帝是具有绝对权威，自己可以随心所欲，但在儒家思想的拘束下，张居正、申时行等代表的士官阶层对皇权却是一种无形的钳制。这与西方的三权分力是不同的，三权分力讲究*等，而一士官阶层对皇权的钳制则是不*等的。士官对皇权要尽忠、尽孝、尽义，是为了辅佐皇帝，而在道德上给予的拘束。这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而士官对自己也是从良心上，道德上要求自己。这就造成了重礼轻法，重道德轻法律的封建文化氛围了。每个文人都有自己的一套道德准则，有自己的良心，有自己的政治抱负。从这里看，张居正死后被谏，乃至于被鞭尸，也就不足为怪了。
在家国同构的社会，讲究尊上敬祖。尊上为忠，敬祖为孝。自古以来，忠孝占据着封建王朝的最高地位，也是最高的道德准则。儒家常说：修身、齐家、治国、*天下。家中的礼可以用于治国，孝可以上升为忠。观其《万历十五年》一书，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李贽等等，哪个不是先强调家，再来治国的呢?
《万历十五年》展示了一幅封建王朝的全景图。它就是一只张着血盆大口的饕餮怪兽。它要吃人，它将人变成怪兽。张居正死后被吃，海瑞被吃，申时行被吃，戚继光被吃……还有无数人都被这张沾满鲜血，腥臭无比的大嘴吞下。正如鲁迅先生所说：这是一个吃人的社会，这是一个吃人不吐骨头的社会。
《万历十五年》是一本很有意思的书，作者选取万历十五年作为一个分界线，介绍了神宗万历，首辅张居正，申时行以及清官海瑞，将军戚继光，哲学家李贽等人的经历，挖掘出这些看似风光的人物各自的经历中隐含的的悲剧，从中看出他们所处的大明王朝表面繁荣下的无奈。
关于明朝，说句惭愧的话，如果不是因为这本书是写的万历年间的事情，我对它的理解最多也只是停留在万历是明朝的一个皇帝，明朝有段时间是万历年间而已。至于戚继光，李贽，海瑞，张居正这些人在看这本书之前也只是知道他们都是明朝的，但不知他们其实是一个时代的.人物。更不清楚，其实中国古代对于社会机制的设计已经十分成熟，成熟到，就算皇帝徒有其名，不做任何动作。下面的文官机制也能基本上照常运行，它已经将自身内部的人训练成了它自己的齿轮，不会因为某一个人或者某几个人的不合作就乱了套，哪怕这个制度是封建皇帝制。
万历十五年吸引我的，是能认识到里面几个真实的人。在黄仁宇先生夹叙夹议的文字里，我看到了他们内心的挣扎。印象最深的是万历皇帝，书里虽没有万历心理活动的描写，但作者对一件件事原因的分析，还是把万历个人的形象很完整的呈现出来了，虽贵为天子，但他终其一生都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很多时候，他企图用个人的力量和传统*俗做抗争，但强大的阻力将他推回。
万历在十岁那年登基成为大明帝国的主宰，由于年纪尚小，大部分的决定背后都有张居正的协助。他曾经励志做一个圣明的皇帝，但得知张居正的真实面目之后，他才知道自己被最尊敬的老师蒙骗了这么久，他的世界观受到了强大的冲击，在随后数次与朝廷文官的争斗中，也让他心灰意冷。他发现了自己虽贵为九五之尊，但实质上不过是封建礼教的一面旗帜，是文官集团为了保护其所有权而创造的符号象征。
一个国家的最高权力者尚且如此，这个王朝还能走多远呢？
万历十五年，张居正已死，死后被大清算，家产抄了，儿子革职，所有的荣耀都被剥夺，甚至差点开棺戮尸。一个厉行改革的大官，一度掌握举国的重大决策的大权，却沦落至此，子孙都不得保全，之前有多荣耀多尊贵，现在就有多卑微，多惨淡。
其实张居正所厉行的改革，总的来说，对明朝还是好的，但是他的位高权重和锋芒毕露，威胁到其他文官的利益和升迁，于是反张派必除之而后快，张居正怎么也不会想到，是他亲手为大明帝国走向衰败埋下了伏笔。
读史思今，时至今日，凡有争议之事发生，道德就时常被人提起，而法律却是陌生的，我们很少用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道德却成了人们口中的舆论导向和判断是非的标准，由此观之，这和几百年前的万历十五年又有何不同？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却有教化之处。然而，受过教育的人应有独立之思想，能够明辨是非。愿你我能以史为鉴，审视自身和社会，不做随波逐流的跳蚤。
1587年，在大明帝国的历史上是稀松*常的一年。这一年没有大事发生，一切都如帝国既定的设想一般，严丝合缝地运转着。
然而也就是这一年，在世界史上，西班牙的舰队已经全部出动征英，一个新的时代正拉开帷幕。
何以明朝在这样的洪流中停下了脚步，致使后来几百年间中国的封建社会在风雨中色厉内荏，摇摇欲坠呢?黄仁宇写了一些小事。
一位充满创造力却囿于高墙之内，心灰意冷转而不问朝政的皇帝;一位位极人臣，大刀阔斧进行改革却中道身故的首辅;一位刚正不阿受人敬仰，但最终调任闲职无法施展的官员;一位革新战术大胜敌人，却最终失势淡出政治的大将;一位言行出格超脱时代，以自我牺牲结束生命的文人。
当我们还相信依靠个人天赋和努力能人定胜天的'时候，这些人或身败，或名裂，击碎了有关这个朝代的幻梦。励精图治与耽于声色，克己奉公与徇私舞弊，推陈出新与墨守成规，并没有结局上的区别。这并非能够怪罪到个体的身上，而是因为这个时代已经在歌舞升*中日薄西山，走到了它的尽头。
一个疆域辽阔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管理模式。在政治上以低效率文官集团为核心，在经济上则以小农经济为尊，在思想上以改造后的儒家学说作为指导，以道德作为最高准则，对于法度则轻描淡写，甚至依赖宗教和神秘的力量来维护社会机构的运作，集体无意识的阴影笼罩在这个王朝的上空。
在这样的模式下，维护稳定是最重要的事。为此，这个还没有意识到世界的格局正在发生变化的帝国，秉持着惯有的*性，亦步亦趋地遵守礼仪，牺牲少数群体的利益，惊惧新的技术和新的法则。
物质文明往前发展，而国家的法律和组织机构不能随之而改进，势必发生动乱。
四海升*的万历十五年，暗流已经在潜层涌动。从九五之尊的天子到著书立说的异端，他们的生命走到这一年交织在一起打了一个结，往后再延续也受到这个结的影响，大历史亦如是。
读历史，探求真相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能做到的只能是以史为鉴。太阳底下无新事，怕只怕当局人眼前迷雾重重。自勉。
《万历十五年》是一本很有意思的书，作者选取万历十五年作为一个分界线，介绍了神宗万历，首辅张居正，申时行以及清官海瑞，将军戚继光，哲学家李贽等人的经历，挖掘出这些看似风光的人物各自的经历中隐含的的悲剧，从中看出他们所处的大明王朝表面繁荣下的无奈。
关于明朝，说句惭愧的话，如果不是因为这本书是写的万历年间的事情，我对它的理解最多也只是停留在万历是明朝的一个皇帝，明朝有段时间是万历年间而已。至于戚继光，李贽，海瑞，张居正这些人在看这本书之前也只是知道他们都是明朝的，但不知他们其实是一个时代的人物。更不清楚，其实中国古代对于社会机制的设计已经十分成熟，成熟到，就算皇帝徒有其名，不做任何动作。下面的文官机制也能基本上照常运行，它已经将自身内部的人训练成了它自己的齿轮，不会因为某一个人或者某几个人的不合作就乱了套，哪怕这个制度是封建皇帝制。
万历十五年吸引我的，是能认识到里面几个真实的人。在黄仁宇先生夹叙夹议的文字里，我看到了他们内心的挣扎。印象最深的.是万历皇帝，书里虽没有万历心理活动的描写，但作者对一件件事原因的分析，还是把万历个人的形象很完整的呈现出来了，虽贵为天子，但他终其一生都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很多时候，他企图用个人的力量和传统*俗做抗争，但强大的阻力将他推回。
万历在十岁那年登基成为大明帝国的主宰，由于年纪尚小，大部分的决定背后都有张居正的协助。他曾经励志做一个圣明的皇帝，但得知张居正的真实面目之后，他才知道自己被最尊敬的老师蒙骗了这么久，他的世界观受到了强大的冲击，在随后数次与朝廷文官的争斗中，也让他心灰意冷。他发现了自己虽贵为九五之尊，但实质上不过是封建礼教的一面旗帜，是文官集团为了保护其所有权而创造的符号象征。
一个国家的最高权力者尚且如此，这个王朝还能走多远呢？
万历十五年，张居正已死，死后被大清算，家产抄了，儿子革职，所有的荣耀都被剥夺，甚至差点开棺戮尸。一个厉行改革的大官，一度掌握举国的重大决策的大权，却沦落至此，子孙都不得保全，之前有多荣耀多尊贵，现在就有多卑微，多惨淡。
其实张居正所厉行的改革，总的来说，对明朝还是好的，但是他的位高权重和锋芒毕露，威胁到其他文官的利益和升迁，于是反张派必除之而后快，张居正怎么也不会想到，是他亲手为大明帝国走向衰败埋下了伏笔。
读史思今，时至今日，凡有争议之事发生，道德就时常被人提起，而法律却是陌生的，我们很少用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道德却成了人们口中的舆论导向和判断是非的标准，由此观之，这和几百年前的万历十五年又有何不同？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却有教化之处。然而，受过教育的人应有独立之思想，能够明辨是非。愿你我能以史为鉴，审视自身和社会，不做随波逐流的跳蚤。
万历十五年，亦即公元1587年，在欧洲历史上，正是文艺复兴和地理大发现的时代；而在中国，在这**淡淡的一年中，“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际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在历史学家黄仁宇的笔下，我们开始了一场难忘的大历史之旅……
固步自封的年代，一切试图革新的倾向，都是不合时宜的，一切企图在虚伪而又被认为是万能的道德之外发展法治的观点，都是异端邪说。于是改革家空有抱负而鲜有实践之机，变革在重重困难中或夭折，或走样；道德纯正的人尽管其行为获得了统治者的赞赏和*民的钦佩，却难以获得效仿――无人想去发扬和继承其高尚品质。对他们来说，阳奉阴违，道貌岸然所带的，比这虚名要现实和功利的多；真正的时代思想者只能在被打压中度过一生。他发现自己的学说没有付诸实践的`可能，“他就只好把它美术化或神秘化”。
一个年轻的、曾经试图励精图治的君主，在诸多程式阻碍下，只能循规蹈矩，延续枯燥。他并不甘心：也许出于负气，或者是无奈的消极反抗，此后（1587年）很多年，众臣再也很难轻易见到他出*各种仪式――漫长的怠政在明王朝的历史轨迹上延续 。从他观赏中官掷银取乐表明，“一个喜欢活动的人具备着充沛的精力，但又无法用之于做出积极的创造” 。他的壮志，他的宏图，已是历史云烟，难以再续。立，何其难也，而破，也是千难万难。
“在按着固定节奏流逝的时光之中，既缺乏动人心魄的事件，也缺乏令人企羡的奇遇。”在安逸的光景中，守成名正言顺的成为单调生活的旋律。于是，一切变得不那么重要，一切似乎可以无所谓。安逸，足以造就肆无忌惮的不思进取。在*淡无奇的格式生活中，枯燥成为了年轻君王的必修课。他的苦闷，乃是历史的悲剧。
世界上有一种人，他们的品德可谓令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但却鲜有人会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他们大多活在官方的宣传和*民的称赞之中。他们的信条和个性使他们既被人尊重，也被人遗弃。这就是说，他们虽然被人仰慕，但没有人按照他们的榜样办事”。就如很多人希望别人皆雷锋，却很少考虑自己也应该那样无私。他们只是“可以和舞台上的英雄人物一样，在情绪上激动大多数的观众”，却无法引起公众行为上的追随。海瑞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具有强烈的道德和社会责任意识，他的一生体现了一个有道德教养的读书人服务于公众而牺牲自我的精神”。他严格要求自己，也同意严格要求别人。于是他的所作所为，令各方面感到为难和纠结。万历十五年，岁暮天寒，“海瑞的死讯传出，无疑使北京负责人事的官员大大的松了一口去，因为他们再也用不着为大众心目中的英雄――到处惹是生非的人物去操心做作安排了”。
人们总是喜欢将自己打扮成道德标杆，高尚莫比，严以待人，却无法严以律己，甚至宽以待己；相应的，同时他们也就把自己当作道德监督者，实践总是别人的事，而他们只需对此指手划脚，品头论足。因而他们总是正确，别人多少――如果不是总是的话――有错。明朝历史上，就有一位这样的人物――张居正。“张先生言行不一，他满口节俭，但事实证明他的私生活极其奢侈”。据说张居正大人的官轿，32人抬着（按当时礼制皇帝也不过16人规模），约有50*米，分为会客室和卧室，全套明式家具，还有个独立卫生间。轿四周有围廊以供观景怡情。这位节俭的倡导者，以圣贤自居的张居正，竟如此口是心非！
在作者看来，“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治，至明代而极，这是一切问题的症结”。在人类文明发展历程中，道德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它促进人类共同行为准则的形成并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它。但是将道德――一成不变的道德准则――作为万能的手段来调控社会的一切问题，则是荒缪的异想天开。道德必须被遵守和实践，乃至被信仰，否则便是虚伪的。然而缺少制度的规制和约束，在功利主义――毋庸质疑，我们大多数人是这样的――作用下，道德就很难突破停留在口号和宣传中的困境，成为难堪的所在。而法治，则弥补了道德的缺陷，从而“使人类的行为服从于规则之治”（富勒语）。法治应当成为一种公众信仰。而正如苏力教授所认为的那样：“这里所说的信仰并不是一种言词上的表白，一种决心，而必须是一种身心的投入；而且由于法律是一种社会的全民的事业，因此对法律的信仰甚至也不是某个或某些个体的心灵活动，而是整个社会的实践显示出的对法律的尊重和倚重。”
当前，中国正处于法治建设和社会改革的关键时期，书中对历史的反思，以古为鉴，今人未尝不能得到若干启示，“给中国留下一个天翻地覆、彻底创造历史的机缘”，创造法治历史时代的机缘。
这本书——《万历十五年》是无意间发现，起初是以为与大明王朝一样，是小说，是演绎，后来却发现不是这个样子，如作者所言，这本书既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学术报，也不能算严格意义的商业产品。
作为一个多年旅居国外的华人，文字的写作风格已经深受影响，中国人做的史书多数很隐晦，虽不至于像段子里讲的，中国的史书里除了名儿是真的，情节全是假的，但是读起来总感觉悬在空中，纪传体由司马迁发明，我不确定这是不是武侠小说的起源。这本书的文风*淡如水，婉婉道来，但是这水不是清流急湍，而像泡老了的带着茶末的水，总感觉沉沉闷闷，但是又说不出哪里有问题，就如同书里的那些主角一样，在大道德的规范下，都低着头，弓着腰，不能突破，也不敢突破，就像头顶一层厚厚的云层，这就是这本书整体的感觉。
作者的大历史观，要放到什么样的视角去看待历史的变迁，王风起于青萍之末乎？还是客观的'事物规律有其必然解决，这本书里对于现状我看不到解决的方式，太多的无奈可奈何，太多的无能为力，最终只能被历史的洪流推动着，最终被碾为粉剂，唐宋元明清，秦皇汉武，唯独这个明的味道有些特殊，逻辑思维有几期节目讲的就是这个大明，有意思，可以看，这本书，也值的一看。
《万历十五年》、《中国*代史》是两本历史书，前者讲明朝万历年间历史，后者讲清末历史。
高育良为什么成功?可能就是从这本书里得到了启发，本书着重说了六个历史人物，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李贽。但将当时社会存在的问题表露无疑，维护皇权统治的“利器”竟然是道德，是礼，靠的是四书五经。于是催生出只讲道德不_律的文官集团。
其实当时的问题就是制度问题，两万文官抱团取暖，内部又分派系，皇帝很多事情是左右不了的，比如_问题，当时一个二品大臣一个月俸禄只有一百五十两银子，更不要提其他的小官了，所以地方官收取“常例”，京城大官收受地方官贿赂，想要励精图治，大刀阔斧的改革，像_现在一样实行依法治国，使各级官员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更是难上加难。
礼虽然可以规范人们的行为，却也是社会进步的巨大阻碍。正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所以道德亦有阴阳。
海瑞就是很好的例子，我们都知道，他是个大清官，抄家只有十两银子，但他断案的标准如下，令人不敢苟同。
“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弊也。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可以想象，以“礼”断案可能得到真正公正吗?百家笔记网文人也有阴阳，张居正在我的印象里本来同他的名字一样，的确张居正有严厉，为国尽忠的阳的一面，但同时他也有任人唯亲，排挤对手，个人生活奢侈，放纵部下贪污的阴的一面。
更可笑的一点是万历皇帝和文官集团关于立储一事的争执，文官坚持立长子，因为长幼有序，万历皇帝一心想立自己心爱的'郑妃的儿子为太子，最终还是抵不过数万名文官，也因此在万历十五年开始不理朝政，以老子的“无为而治”为借口，不上早朝。说到底还是社会制度问题。
后来满人入关，建立大清帝国，他们实行的重农抑商的保守统治。所以*代的屈辱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代史那本书就不再写了，这段历史都比较熟悉。
最*看完了《万历十五年》，明朝万历年间的重臣，张居正、戚继光、申时行、海瑞……无一不以悲剧收场。甚至万历自己，在这种文官集团体制之下，也只能无为而治。由此可以看到一种强大体制惯性所带来的悲哀。他们每个人都各有特点，亮光闪闪，也试图做出改革，但最终失败，大部分人还落得个革职、入狱、自杀的下场。一群文官为了整个集团的*衡，国家的武备、科技的革新、商业的'发展都陷于停滞。
黄先生的大历史观是指：以一个时间基点为原点，前后各推一段时间，梳理整个大历史段的重要事件，最终要有“站在隧道外的观感”。具体到万历十五年，即为1587年为基点，以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戚继光、海瑞和李贽等历史关键人物为代表，着重挑选具备后世参考价值和社会历史性的事件进行阐述。
明清两代为中国封建制度画上了一个句号。政治上，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达到顶峰，从明成祖设立内阁，到清雍正帝设立军机处，明清政治达到专制顶峰。明代的“仁宣之治”、隆庆新政和张居正改革为后世治国者所称道。经济上，从张居正改革的一条鞭法开始，到清代中期的摊丁入亩政策，农业人口激增，农业生态环境显著改善，农耕文明达到极盛。
在江浙一带，则出现了以雇佣关系为代表的资本主义萌芽，制造业、纺织业等成为解决地方人口就业的重要产业。军事上，统一多民族国家背景下的边防矛盾呈现由内向外转移的过程。制度得以完善，中国疆域空前辽阔。
北方诸镇的边防措施万里长城得以修复，火器越来越多的应用于军事领域。募兵制和地方武装在镇压内部起义时发挥了重要作用。文化上，程朱理学高度统一，八股制度一方面选拔出了大量的优秀人才，同时也钳制了知识分子的思想。
下部书准备看看《彩色欧洲史》。
《万历十五年》是一本很有意思的书，作者选取万历十五年作为一个分界线，介绍了神宗万历，首辅张居正，申时行以及清官海瑞，将军戚继光，哲学家李贽等人的经历，挖掘出这些看似风光的人物各自的经历中隐含的的悲剧，从中看出他们所处的大明王朝表面繁荣下的无奈。
关于明朝，说句惭愧的话，如果不是因为这本书是写的`万历年间的事情，我对它的理解最多也只是停留在万历是明朝的一个皇帝，明朝有段时间是万历年间而已。至于戚继光，李贽，海瑞，张居正这些人在看这本书之前也只是知道他们都是明朝的，但不知他们其实是一个时代的人物。更不清楚，其实中国古代对于社会机制的设计已经十分成熟，成熟到，就算皇帝徒有其名，不做任何动作。下面的文官机制也能基本上照常运行，它已经将自身内部的人训练成了它自己的齿轮，不会因为某一个人或者某几个人的不合作就乱了套，哪怕这个制度是封建皇帝制。
万历十五年吸引我的，是能认识到里面几个真实的人。在黄仁宇先生夹叙夹议的文字里，我看到了他们内心的挣扎。印象最深的是万历皇帝，书里虽没有万历心理活动的描写，但作者对一件件事原因的分析，还是把万历个人的形象很完整的呈现出来了，虽贵为天子，但他终其一生都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很多时候，他企图用个人的力量和传统*俗做抗争，但强大的阻力将他推回。
万历在十岁那年登基成为大明帝国的主宰，由于年纪尚小，大部分的决定背后都有张居正的协助。他曾经励志做一个圣明的皇帝，但得知张居正的真实面目之后，他才知道自己被最尊敬的老师蒙骗了这么久，他的世界观受到了强大的冲击，在随后数次与朝廷文官的争斗中，也让他心灰意冷。他发现了自己虽贵为九五之尊，但实质上不过是封建礼教的一面旗帜，是文官集团为了保护其所有权而创造的符号象征。
一个国家的最高权力者尚且如此，这个王朝还能走多远呢？
万历十五年，张居正已死，死后被大清算，家产抄了，儿子革职，所有的荣耀都被剥夺，甚至差点开棺戮尸。一个厉行改革的大官，一度掌握举国的重大决策的大权，却沦落至此，子孙都不得保全，之前有多荣耀多尊贵，现在就有多卑微，多惨淡。
其实张居正所厉行的改革，总的来说，对明朝还是好的，但是他的位高权重和锋芒毕露，威胁到其他文官的利益和升迁，于是反张派必除之而后快，张居正怎么也不会想到，是他亲手为大明帝国走向衰败埋下了伏笔。
读史思今，时至今日，凡有争议之事发生，道德就时常被人提起，而法律却是陌生的，我们很少用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道德却成了人们口中的舆论导向和判断是非的标准，由此观之，这和几百年前的万历十五年又有何不同？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却有教化之处。然而，受过教育的人应有独立之思想，能够明辨是非。愿你我能以史为鉴，审视自身和社会，不做随波逐流的跳蚤。
在上高中的时候就常听老师说起《万历十五年》，读完《万历十五年》，你会发现在*代中国发生的许多事情都是可以预见的，中国*代的衰败与腐朽，懦弱与自大，无疑可以从《万历十五年》中品味出来。
万历十五年，这一年*淡无奇，和历史上绝大多数的一年一样*淡，但就在这*淡无奇的一年中，发生了很多细枝末叶的且极容易被忽略的事。这些事，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发生大事的症结所在，也是将在得以掀起波澜的机缘。在这一年中发生的事为将来孕育了祸根。
万历皇帝在刚刚9岁的时候就登上了皇位，一成不变的生活，重复的事情，不变的礼仪，令年仅24岁的万历皇帝心生厌恶，权力被束缚，行动言语都受到约束，仿佛一个提线木偶，无法自主。万历皇帝的一生处于不断的被束缚中，万历皇帝也想做一个好皇帝，但朝堂上的.寸步难行，一成不变的生活令万历丧失了信心与激情，到了后期万历的做法是无为而治，不在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去管理国家事务。在这个国家治理体系中，没有绝对的权威，即使你是皇帝，很多事情也是不能做的。
在多年学*中，我们都接受了这样的观念：封建集权统治在明清空前强化，皇权至高无上。但是在万历皇帝身上，我们似乎看到了皇权的旁落或者弱化。尤其在立储这个问题上，万历皇帝前前后后奋斗了三十几年，终也没有实现立他最宠爱的皇三子常洵为皇太子的梦想。
万历皇帝是可悲的，他曾竭尽全力想做一个好皇帝，一个好君王，可是文官集团势力的强大，让万历皇帝寸步难行，作为一个皇帝，他是可悲的，作为一个君王，他是不合格的。在僵硬的体制下，万历皇帝似乎已经成为了一个象征，在祭祖大典上作出正确的礼仪与行为，在朝堂上只需要同意文官集团的奏折，在万历皇帝的身上我们似乎看不到像秦始皇的唯我独尊，看不到唐太宗的不可一世，皇帝似乎成了一个文官集团为了统治国家而推出的傀儡，寸步难行的万历，无法作为的的万历。在这段历史中，我无法说明谁对谁错，只有一声叹息。
黄仁宇用其独特的视角，将明朝晚年，即万历十五年，作为切入口，对这段历史进行了别样的解读，1587年，一个看似**淡淡的一年，在其中发生了许多为人们易于忽视的事件。而在黄仁宇眼中，这些事件虽然表面看来无关紧要，但实质上却为明王朝最终走向没落，埋下了祸端。其新颖的视角给后人带来了新的.启示。
纵观全书，每位人物都力图转变，却最终都被文官体制所束缚，以致明朝发展在万历十五年几*停滞。书中以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戚继光、海瑞和李贽等历史关键人物为代表，着重挑选具备后世参考价值和社会历史性的事件进行阐述。
受孔子儒家思想的影响，且吸取秦朝重法而短亡的教训，自西汉以来儒家在各代王朝的地位就直线上升，但治国不能一味只用道德，还需法的约束，所以到明朝就逐渐形成了表儒暗法的治国之道，但道德还是高于法的，从明朝官员遇到不能用法决断的问题时，则用道德来衡量这一点就能看出。
但当道德在社会中占比分量太大时，就会产生表面上人人追求道德，而私底下人们都为自己谋取私利。海瑞就是典型的范例，官员一边把他标榜为人民楷模，要人人都学*其精神，一边却想把他架空，认为其是个麻烦，从书中“海瑞的死讯传出，无疑使北京负责人事的官员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因为他们再也用不着去为这位大众心目中的英雄——到处惹是生非的人物去操心作安排了”就可以看出。
我想《万历十五年》之所以能够在如今，还能受到许多人们的喜爱，是因为它还具有现实意义，人们不仅可以了解这段历史，还可以从中吸取经验，对当今生活进行反思和具有深远的教育意义。
明史有“税重民穷”之说。如果意在说明当日官僚贪污百出，无力百姓被摊派的赋役过重，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言之成理。要是认为全国税收总额过高而导致百姓贫困，则与事实有所出入。同期英国税收约银二千余万两，和人口为三十倍的中国大体相等。“民穷”的根本原因不在国家的赋税过重，而端在法律的腐败和**的低能。国家的税率低，受惠者并非农民，只是鼓励了大小地主加重剥削以及官僚乡里额外加征。
中国幅员辽阔，情形复杂。明朝采取严格的中央集权，施政方针不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经济，以增益全国财富，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中国传统社会晚期的结构，类似“潜水艇肉夹面包”――上面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此乃文官集团;下面也是一块长面包，也没有有效的组织，此乃成千上万的农民。其中三个基本的组织原则，此即尊卑男女老幼，没有一个涉及经济、法制和人权，也没有一个可以改造利用。
张居正精明能干试图经济改革，申时行中庸诚信试图建立和谐社会，海瑞奉行儒家传统道德试图保持执政意识形态集团先进性，戚继光实干主义试图实现国防现代化，李贽清高矛盾试图打破儒家的一元宇宙观，结果他们或身败，或名裂，或身败名裂。就连九五之尊的万历皇帝，本有中兴之愿，但张居正死后被清算的形象反转，天子家事又屡被臣下干预，眼看死后都不能和自己心爱的女人并肩长眠，早已厌倦在各种典礼上充当木偶的他也终于心灰意冷，怠政三十多年。
帝国的官僚们一意保持传统与稳定，从而丧失了主动性，甚至不惜行事不公。明朝的特征在于依靠意识形态作为统治手段。其意识形态充斥了帝国的各个方面，无论从强度还是从广度来说，都是空前未有。意识形态提倡操守，提倡精神追求，不计较个人私利，讲求奉献和牺牲，鄙夷物质利益。这样，官员们过简单朴素的生活也成为必需，只能用精神力量补助着体制上的欠周全。
单一意识形态体制所造成的困局还表现在，它不能承认自己自己存在问题，因为怀疑终极价值，就等于怀疑一切的基础。如此往复，当问题出现的时候，执行者想到的第一个答案必然是掩盖之。在这个体制之下，因为终极价值理论上的不可怀疑和体制事实上的漏洞百出，整个体制事实上已经沦为一个形式：人人都在用阳的.一面，也就是终极价值来掩盖自己的阴的一面，也就是个人私利。当社会日趋参差多态之时，体制所要求的单一化，同质化已就不能做到，整齐划一的集体开始崩解，由己及人的行为方式已经进入死胡同，其必然碰壁。当现实基础严重脱离体制时，体制又不能自我否定，只好强行将现实拉回原初的设定状态。但是构成体制本身的官僚阶层自身已经发生了改变，其行为也有所偏差，最后的结局必然是体制的分崩离析。
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既无资本主义发展的组织能力，也决不愿私人财富扩充至不易控制的地步，为王朝的安全之累。这种维护落后的农业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演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
万历十五年公元为1587年，距鸦片战争尚有二百五十三年，但是中央集权，技术不能展开，财政无法核实，军备职能以效能最低的因素做标准，则前后想通。1840年的鸦片战争，其情形仍与1587年相去无几。
中国传统社会无法局部改造。过去**与民间的联系着重于尊卑男女长幼，纯考科举制度做主。1905年停止科举之后，上层机构与下层机构更为脱节，满清之覆亡，更无可避免。
民国肇造后，军阀割据，也是当然趋势。新的力量还没有产生，过渡期间，只能由私人军事势力撑持。这私人军事势力，限于交通通信等等条件的束缚，也只能在一两个省去里有效。省区外的竞争，更酿成混战局面。
*****期间，创造了一个高层机构，总算技术了军阀混战，但是全靠城市经济维持。
***的土地革命，在农村中创造了一个新的底层机构。现在中国当前的任务，则是在高层机构和底层机构间敷设有制度性的联系，才能从上至下，能够以经济及法治的方法管理，脱离官僚政治的垄断。
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是一切问题的症结。而潜水艇夹肉面包的结构，也有其根源，主要原因还是受亚洲大陆天气地理关系的影响。
自小读史，常有中国不如别人之感，何以日本明治维新，几十年内就凡事做得头头是道，而中国似乎越做越糟。现在才看的明白，中国文化是亚洲大陆地理的产物，欧美和日本的物质文明有他们海洋性国家的经验;况且每个国家发展，也有他们先后程序，而其中最大的差别，则是现代先进的国家以商业的法律作为高层机构及低层机构的联系，落后的国家以旧式农村的*惯及机构作为行政基础。
传统日本好像很受中国儒家学说及佛教的影响，但是因为它国家低处重洋，对外安全，无须中央集权，与中国的结构相差至大。它在德川幕府的末期，国内组织已经商业化。所以，表面上好像是短期突进，其实则是长时间的演变，最后出头露面而已。
因为世界工商业技术的进步，所有国家都要从以前闭关自守的形势，将社会生活方法作彻底额改造，以期适应新的世界金融经济，中外无可避免。西方的民主与自由，以“市民特权”为基点，和日本的大名**，授权于藏元的情形类似，所以改造比较容易。中国立国以来以贫民及小自耕农的经济立场作基础，农村内部复杂的情形不可爬梳。
今日中国所称“一国两制”，骤看起来好像是一种宣传工具，但是荷兰初成的联邦制也实际上是“一国两制”的表现。英国以两种完全不同的法律思想作为司法的基础，利用司法制度不声不响地使社会融合，也是渐渐由“一国两制”造成一国一制。但是“一国两制”不是没有危险的，美国开国时以保障人权为前提，却又因联邦制在南方姑息奴隶制度，终发生内战。
在技术方面讲，这一国两制的实行在中国必有很多困难，但是不是不可能的。中国过去在汉朝以儒家笼括发夹、到家及阴阳家的思想，在隋唐时代又笼括了佛家的思想，都是在矛盾中得到统一。可见时势需要，即不成能亦成为可能。
总体而言，《万历十五年》指出道德并非万能，不能代替技术，尤不可代替法律，但是从没说道德可以全部不要，只是道德的观点应当远大。凡能先用法律及技术解决的问题，不要先就扯上了一个道德问题。道德是一切意义的根源，不可分割，也不变妥协，如果道德上的争执持久不能解决，双方的距离越来越远，则迟早必导致于战争。
黄仁宇先生以大历史观集中考察明朝历史，通过前期大量阅读史实资料及学术研究资料，综合个人历史研究成果，一举将明朝兴衰的前因后果摆在一起斟酌，最终将明朝的历史节点聚焦于一个看似无关紧要实则暗藏玄机的万历十五年。
《万历十五年》中一直提到这一年是无关紧要的，却在黄仁宇先生从不同角度对关键历史人物的融会贯通地剖析之下，显示着这一年的不*凡——以各个关键历史人物最终不幸的'归宿，暗示着明朝最终历史走向——文官集团以孔孟道德作为立国之本，越来越僵化的政治体系与落后的法制体系，社会发展寻求不到创新的途径，即使有，也总是被大环境所扼杀：
万历皇帝因个人之力无法抵抗固化文官体制而不再热衷于国事的退变、张居正鸿鹄之志以及先明政治手段与策略的落空与死后被反、申时行勉力维持文官之间*衡的无奈、海瑞作为最廉洁最死板清官独自硬抗没有法律支撑的土地纠纷、戚继光有志规整强化军队建设却屡遭文官压制的无力、李贽欲寻求个人自由却始终受限于传统道德的压抑，每个历史人物的不幸都能印证明代的社会思想之僵化，终将终结为努尔哈齐及其儿子所取代。
还有点奇怪当时的传统观念会认为文化与政治与生活不能同时繁荣?有一个很独特的历史观点，“文”与“质”的关系。哲学家李贽发现文极必乱，乱而后治，由重文转重质(“质”保障人民生活质量)。
最*看完了《万历十五年》，明朝万历年间的重臣，张居正、戚继光、申时行、海瑞……无一不以悲剧收场。甚至万历自己，在这种文官集团体制之下，也只能无为而治。由此可以看到一种强大体制惯性所带来的悲哀。他们每个人都各有特点，亮光闪闪，也试图做出改革，但最终失败，大部分人还落得个革职、入狱、自杀的下场。一群文官为了整个集团的*衡，国家的武备、科技的革新、商业的发展都陷于停滞。
黄先生的大历史观是指：以一个时间基点为原点，前后各推一段时间，梳理整个大历史段的重要事件，最终要有“站在隧道外的观感”。具体到万历十五年，即为1587年为基点，以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戚继光、海瑞和李贽等历史关键人物为代表，着重挑选具备后世参考价值和社会历史性的事件进行阐述。
明清两代为中国封建制度画上了一个句号。政治上，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达到顶峰，从明成祖设立内阁，到清雍正帝设立军机处，明清政治达到专制顶峰。明代的“仁宣之治”、隆庆新政和张居正改革为后世治国者所称道。经济上，从张居正改革的.一条鞭法开始，到清代中期的摊丁入亩政策，农业人口激增，农业生态环境显著改善，农耕文明达到极盛。
在江浙一带，则出现了以雇佣关系为代表的资本主义萌芽，制造业、纺织业等成为解决地方人口就业的重要产业。军事上，统一多民族国家背景下的边防矛盾呈现由内向外转移的过程。制度得以完善，中国疆域空前辽阔。
北方诸镇的边防措施万里长城得以修复，火器越来越多的应用于军事领域。募兵制和地方武装在镇压内部起义时发挥了重要作用。文化上，程朱理学高度统一，八股制度一方面选拔出了大量的优秀人才，同时也钳制了知识分子的思想。
下部书准备看看《彩色欧洲史》。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10篇
前一章写万历皇帝，黄仁宇描绘的其中的繁文缛节不禁让我想起了前几天看的梦工厂动画《功夫熊猫感恩节特辑》。
这样的看似毫无关系的两个东西，之所以在我脑子里形成诡异的联系，全然要归功于其中对*古代礼节的刻画。万历中皇帝的早朝制度，还有慈圣皇太后对万历皇帝奇怪的亲情表达，（不是通过亲切的语言，而是请学士写文章，并诵读）这些甚至有些可笑的礼仪表达，阻碍了情感的`传递，就像功夫熊猫里的武侠大会上各种礼节，各种严肃怎么也抵不过在家里吃面条的温馨。
过分的礼仪有时是一种灾难，尽管作为表象的礼仪在现实里世界所表达的内核已经不如之前那样反应等级，但这种形式化的东西在社会上仍然蔓延，具体有如把老人折磨得不行的被志愿服务等。因此从古到今，无论是外国人看我们，还是国人看自己的这种形式化礼仪，是不是应该有所改观。 万历后篇，有关于张居正经济方面的变法，以及戚继光在军事方面试图进行的改革通通失败，不得不让人联系其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当朝竭力维护的体制，一个要求思想同质化，毫无异端声音的体制。这种体制总归是要维护皇权。另外，思想上同质化的延续，导致了今日的教育体制培养出的孩子成为了世界上最缺少想象力的一类人。这样的联系看似无稽之谈，无可考证，但我相信事情的形成还是有历史根源的。 关于对历史的态度，请允许我胡言乱语几句。国人以自己的历史为傲，但太依赖历史，会让人难以畅想未来。就像电影产业一样，当*人执着于拍摄武侠大片时，美国人已经用《阿凡达》《盗梦空间》来阐释未来的样子，没有历史便创造未来，在贫瘠时反而能造就更好的创意，国人应该多一点忧虑意识吧。
《万历十五年》，书名在很久以前就知道了，作者也久闻其名，只是在内心一直怯于去读它，因为始终觉得它是一本史书，给人一种厚重感，一翻书序就谈及财政制度方面，令人不禁生畏。“公元1587年，在*为明代万历十五年，丁亥年……”明史的卷轴渐渐在眼前展开……
直到前些天才下定决心打开这本尘封已久的书籍，细细读来，才发现它并非我以为的那样艰深晦涩。看不多时，我发现《万历十五年》可以称得上是一部奇书，带给人以震撼的感觉，并非是因为作者写明朝史写得非常生动，而是因为作者的视野非常广，摆脱了普通历史书枯燥无味的感觉。
故事涉及荒怠朝政的万历、被清算的前任首辅张居正、调和文官阴阳的现任首辅申时行、古代模范官僚海瑞、孤独的将领戚继光、自相冲突的哲学家李贽。九岁登基而早熟的万历皇帝懈怠了皇帝这份工作，宁可躲在宫中看宦官掷银游戏，也不愿上朝面对百官议政。张居正励精图治，仍无法挽回王朝走向衰败的现实，海瑞一身正气，却在官场处处碰壁无法立足，戚继光抗击倭寇立下大功，申时行深谙官场之道，也未能带给明帝国任何起色。
黄仁宇先生是一位我很喜欢的历史学家，喜欢他细致冷静的笔触，喜欢他显微镜下的大历史观，喜欢他对历史技术性的剖析，喜欢他描述时理性、同时又富有人情味的操作。《万历十五年》是黄仁宇先生的成名之作，我只是他万千读者中普通的一员。王朔先生在他的《《万历十五年》读后感》中开篇就提到“说来惭愧，《万历十五年》这本写于1978年、1982年即在大陆发行并引起强烈反响的书，我在93年、94年才知其名，95年才得于一观。”而我是20xx年时得闻其名，真正与其结缘已是六年之后的事，届时《万历十五年》已经再版21次。三年之后，提笔想写点什么的时候，才发现它真的是好评如潮。应对如此多名家的书评，我真正感觉到“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了，好在一百个人眼中有一百个哈姆雷特。
万历黄帝在位48年，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在他皇帝生涯的前10年里，他只是一个象征性的权威，凡事依大学士张居正而行。张居正在政治上、经济上进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使处于统治危机之中的朱明王朝出现了短暂的复苏和繁荣，当时太仓的积粮可支用10年，国库钱财多达400余万。20岁亲政以后，万历皇帝也曾有一段时间勤于政务，以往组织三次大征。但后期他怠于政事，不理朝政，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以至于“部、寺大僚十缺六、七，风宪重地空署数年，六科止存四人，十三道止存五人”。怠政是万历皇帝对朝野上文官集团的一种报复。黄仁宇先生说：“他（即万历皇帝）身上的巨大变化发生在什么时候，没有人能够做出确切的答复。可是追溯皇位继承问题的发生，以及一连串使皇帝感到大为不快的问题的出现，那么1587年丁亥，即万历十五年，能够作为一条界线。这一年表面上并无重大的动荡，可是对本朝的历史却有它异常重要之处。”
《万历十五年》分七个章节，叙及六个主要人物：万历皇帝朱翊钧，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南京都察院都御史海瑞，蓟州总兵官戚继光，以知府身分挂冠而去的名士李贽，他们有的身败，有的名裂，有的身败兼名裂。这种情形实不是某个人性情本事导致的成败得失，而是当日的制度已至山穷水尽，上自天子，下至庶民，都成为了其的牺牲品。《万历十五年》文末总结，“1587年，是为万历15年，岁次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晏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提高或者绝对保守，最终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实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所以我们的故事只好在那里作杯具性的结束。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
《万历十五年》采取传记体的铺叙方式，以人物为中心，选取不一样的主角来代表当时社会的不一样阶级，浓缩了明代中晚期社会结构，也浓缩了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这种描述方式使历史专题的研究变得大众化，让原本枯燥、单一、专业性极强的学术专著成为每一个人都能读懂的文章，每一个人都为之吸引的故事。六个主要人物，七个章节，看似个各各独立却有一条主线一脉相承。而作者对明代社会及社会制度的分析，乃至整个*封建社会及社会制度的分析紧紧围绕这条主线，在每个章节中缓缓展开、娓娓道来，潜移默化中打动着读者。
*期，在同事的推荐下，我阅读了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受益颇深。
此书内容丰富，涉及明代政治、经济、社会多个方面，作者从万历十五年这一年的几个事件作为中心点展开叙述，从国家政治制度、决策方式、知识分子等，层层加以剖析，将他们置身于整个历史发展进程中进行评述，冷静客观地探讨他们的功过是非，指出种种做法对将来的*社会造成的影响。作者看似随意着笔，实际上分析了晚明种种问题的症结，即以道德代替法制，整个国家发展的问题得不到解决，明清的衰落也成为历史的必然。
《万历十五年》英文版原名直译为《1587,无关紧要的一年》。黄仁宇这样概述“无关紧要”:“1587,是为万历十五年,次岁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这一结论,作者是通过一系列事件解读出来的：皇帝的怠政、张居正的独断、申时行的中庸、海瑞的固执、李贽的无奈、戚继光的自强，这些人或身败或名裂或郁郁而终,无不作为牺牲品遭殃受害。透过一个个人物的命运,作者梳理的是大明王朝的体制和政治状况。事实上，黄仁宇的笔触并未局限于1587年,而是纵览了整个明朝，乃至可以透视*两千多年封建王朝的政治与经济体制,追寻其衰落的必然原因。
《万历十五年》的章节安排几乎都以人物命名，万历皇帝属于最高统治者,而张居正、申时行是志在改进文官系统的皇帝顾问,海瑞是倡导复兴传统道德的地方官,戚继光是志在强军的武官代表,李贽则是一个思想的“离经叛道”者。
显然,人物的选择具有典型性，把人物与制度的故事放大来看,就出现了如下图景:万历皇帝独处权威的顶峰,但更大意义上却是皇帝制度的一种象征,受着道德治理规则的种种约束——祖宗成法、道德礼仪及文官系统的运作机理,这些约束不仅使他丧失了发挥个性创造力的机会,也剥夺了他作为一个常人的权利，所谓“专制、无能、贪婪”也可视为万历在自我意志屡屡受挫之后的“消极怠工”。张居正和申时行官居首辅,张居正10年新政,最终只能在文官们的道德责骂声中草草收场。由此可见,人物的悲剧实际上是一种与制度互动过程中无所作为的悲哀,无论是万历皇帝,还是张居正、申时行、海瑞与戚继光都不能以自己的行动分别使皇帝制度、文官制度(包括经济和法律制度)及军事制度得到改观。
我们渐渐了解了作者的历史观,从小处看，1587确实是*凡的一年,然而从这小处看开去,我们将视线扩大到前后几百年,无论政治家张居正还是申时行,军事家戚继光还是思想家李贽,不管他们做出怎样的努力,明朝的衰落已经无可避免,而究其原因,则是明朝开国以来的各种制度和举措造成的,是*传统的社会结构造成了整个**代以来的落后。这种状态从黄仁宇对张居正新政的评价中可见一斑:在下层行政单位间许多实际问题尚未解决以前,行政效率的增进,只会造成文官系统内部利益的纠纷,但这些实际问题不能引起技术的改进而只会被升级为道德问题加以解决,即用大而无当的抽象道德原则来掩盖问题和恢复*衡的状态。概言之，人物和制度的悲剧都源于一种“无法突破僵局”的悲哀。
在作者看来道德绝非万能，我们需要技术与法律这种方式来解决一些不需要道德出面解决的问题，道德的目的应是远大的，它是作为一个指引而非硬性的规定。如果将道德作为一种硬性的规定，则会出现两种情况，一是缺乏变化与活力丧失发展的机遇，二是对道德的挑战，这不仅不能使政策一以贯彻和实现，也会给社会造成动荡与不安。黄先生以史为鉴，警示今人，这也是他站在全球的角度以宏观的视角来审视历史，也正如富路特先生在英文版中的序言所言：“历史学家检讨过去的错误，以作为将来的警戒但同时也要忠告读者，保全有价值的事物。”
《万历十五年》像一扇窗子,打开了我们的视野,他教给我们看待历史的一种方法。黄仁宇先生在谈到自己写作的《万历十五年》时曾说:“不仅可把历史看作一个链条,也可把它当作一个鸡蛋来剖开。”透过1587年这个历史横断面,我们不仅看清它的细节,更可以把握历史的主脉；不仅可以了解它的外观,更可发现它的深层结构。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黄仁宇倡导的“大历史观”的端睨。意大利史学家克罗齐说:“一切真正的历史都是当代史”。读《万历十五年》，或许能启发我们换一个视角看问题，观察世界，回顾历史，透视人物，横看成岭侧成峰，远*高低各不同。这样，或许会有许多真切的感受，或许有许多独到的发现。
当前我们身处中华民族的巨大转型时期,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会越来越强大,这是我们每个人有目共睹的,也是非常值得我们骄傲的事情。我们要坚持不懈地学*马克思主义*化最新理论成果，不断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只有牢固树立和践行*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树立为追求在经济繁荣、政治民主、精神文明、社会和谐等各方面的共同理想，才能切实履行好自己的岗位职责，才能在自己*凡的岗位实践中积极为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奉献智慧和才华。
李贽，自相冲突的哲学家，其内心的剧烈矛盾在书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这样的矛盾也带给他悲观的心态，甚至在去世前写下了“七十老翁何所求”的诗句，或许这样悲观的心态也是导致他在狱中自杀的原因。
李贽内心自相矛盾的一个体现是在1587年他完成了一切对于家族的义务之后，次年即落发为僧。李贽是在儒家文化的熏陶之下长大**的，因此他一直是儒家的信徒。而儒家思想要求人们五德，即仁义礼智信，因此李贽一直肩负着家族的重任。而人们的家族观念之所以如此之重，是因为一个家族世代务农，单指望着能有一个走上仕途的能够光耀门楣，有这样一个念想，这个家族在几代之前就开始苦心经营，争取创造出一个好的经济条件。还是马克思老爷子看得清楚啊，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之后才能供孩子读书，科考，中榜，做官。
所以我们看到红榜上的一个名字，其背后往往是一个家族几代人的努力，那么你不肩负起家族重任，对得起谁呢？然而做官，就一定有他们想的那么光鲜吗？之前已经提到过多次，本朝的官员们被限制在严格的道德框架中，可以说是被简朴了。就李贽那点俸禄养家都困难，他还得教书补贴家用，可以说做这个官就只是有一个虚名而已，就这个虚名，也足以使他陷入无数的纠缠中无法自拔。
而李贽，这个哲学家，追求的是独立之人格，又怎会甘愿被世俗纠缠呢？于是，在姚安府任期到达之后，正值官运亨通之际的他毅然退休，在履行完对家族的义务之后，李贽便落发为僧。家族的反对声越大，他的反抗就越激烈。
不过李贽自相矛盾就在于他既然已经遁入空门，却并没有看破红尘。他的妻子去世后，李贽为此颇为神伤，写了很多诗来悼念亡妻，他还告诫别人，家里如果有亲人，千万不要落发为僧。忽然想起在一期《爸爸去哪儿》中，陈小春听到儿子Jasper说“我不要爸爸变老”之后的潸然泪下，梁咏琪当妈妈之后搁下了自己对于极限运动的热爱，我也想起了中兴程序员被裁跳楼后妻子的撕心裂肺。我们每个人都不是一个人，我们的身后有许多人需要我们来遮风挡雨。
所以才会有很多中年人感叹不敢生病，活着如此之累却依然咬牙前行，因为我们从来就不是为自己而活，即使看起来已经山穷水尽，想想家人，为了他们，也请砥砺前行。
从小，我就对*历史特别感兴趣，尤其是*古代史。通过文字记载，你可以深深地感受到古今的差距。但有一样东西是贯穿古今中外的，就是人的智慧。古代有令人惊叹不已的各种手工艺，现代有叹为观止的高新技术，这都是人的智慧的结晶。而人的智慧也体现在治国理政上，尤其是帝王。“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一句话就很明显地道出了历史的重要性。
黄仁宇先生是我上大学后，在老师的推荐书目中才知道有这么一个人。在我看来，《万历十五年》其实并不算是专业的历史书籍，只不过是引导人们从全新的角度去认识历史，向世人普及历史。对一般人而言，接触的历史就局限于初高中的历史教科书。对历史人物及历史事件的印象就仅仅定位于教科书的描述，如戚继光=民族英雄。除了从事历史相关专业的人以外，一般人都不会去了解历史背后的点点滴滴。因此，大部分人对历史的认知是片面的、呆板的。即使我也喜欢历史，但曾经的我也是这样。
在还没看这本书之前，我对万历皇帝的印象就是明朝的荒唐皇帝，三十年不出宫门、不理朝政、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可看了这本书之后，我才知道万历皇帝并不是我想象中那样的。由于嘉靖皇帝的荒唐事，万历皇帝的母亲和首辅张居正从小就用儒家的道理来教导他，要求十分严格。例如万历皇帝很喜欢写大字，而且年幼时就能写得很好。可正是由于这样，首辅张居正并没有表扬他，反而剥夺了他写大字的时间，认为是浪费时间，改学四书五经。在我看来，一个孩子能把大字写得很好就很不错的了，是值得称赞的。可万历皇帝并没有得到应有的表扬，反而被剥夺了写大字的爱好。可以说万历皇帝的童年时很艰苦的，没有一点乐趣可言。欲带皇冠，必承其重。也许在大多数人眼里，这是身为人君所应该承担的责任。但万历皇帝也是一个人，他也有作为一个人的需求，他也渴望玩耍、表扬。万历皇帝执政后期的荒唐与童年长期的压抑也有一定的关系。因此，现代的教育比较注重鼓励孩子，关注孩子的身心发展。
而万历皇帝登基后，在位初之十年，内阁首辅张居正主持政务，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社会经济有很大的发展，人民生活也有所提高。亲政后，励精图治、生活节俭，有勤勉明君之风范，开创了“万历中兴”局面。期间主持了著名的“万历三大征”，巩固了汉家疆土。这些都是万历皇帝的功绩，但现在我们大多数人印象中的万历皇帝都只是一个荒唐皇帝而已。因为万历皇帝的执政后期，常常沉迷酒色，荒于政事，致使大明王朝逐渐走向衰亡。而为什么万历皇帝会突然变得如此荒唐呢？这又不得不提他的太傅张居正了。张居正生前的名声很好，万历皇帝也很信任他。由于改革，张居正得罪了很多人，在他死后，很多他的政敌开始攻击他。起初，万历皇帝还是很信任自己的老师的，维护张居正。但张居正本人在改革期间，由于过于自信和心急，有些手段不太光明磊落，并不符合他臣子的身份。而且张居正并不是清廉的人，他经常收受手下的“孝敬”。也许在张居正看来，自己位高权重，一心一意辅助皇帝，底下的官员的“孝敬”是应当的，并没有什么不妥之处。在张居正逝世后，他的这些过错就被他的政敌利用。当他的这些行为被曝光后，万历皇帝觉得自己被骗了，在他心中太傅是忠诚的、清廉的，可事实却狠狠打了他一记耳光。这与他一直受到的儒家教育并不一样。至此，万历皇帝终于了解到儒家表面一套背后一套的本质了。万历皇帝的信仰崩塌了，他不知道到底什么才是正确的，所以万历皇帝后期变得如此荒唐并不是没有原因的。
除了张居正的`形象让我震惊之外，还有一个著名的历史人物也让我重新认识了他。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民族英雄戚继光。戚继光的确很有才能，也识时务，所以曾经也位高权重。但由于他是张居正提拔的，所以在张居正被清算后，他也被弃用了。这不得不说很可惜，可以说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了。可让我大跌眼镜的是，戚继光也不是一个廉洁的臣子。可能在世人看来，他的功劳远超他的过错吧。
张居正之后的首辅是申时行，一个致力于*衡文武官与皇帝的冲突的忠诚的大臣。他一直深信着万历皇帝会改过自新的，万历皇帝小小的为君之举也会让他欣慰不已。
明代的皇帝，除了世人比较熟悉的朱元璋和朱棣以外，其他的了解的并不算多。对于明朝，总体的印象就是皇帝比较荒唐，宦官比较势大。看了这本书后，我对历史人物形象有了很大的改观。无论是哪一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除了官方定位，也有属于自己的人生。他们并不是教科书上描写的那么不堪，或那么完美，但他们也是有血有肉的人，是历史巨轮下的拼搏者。
“总之，在历史上，万历十五年实为**淡淡的一年。”这是《万历十五年》第一章第一段的最后一句。没错，万历十五年的的确确是没发生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历史的脚步从未停止。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许多历史大事件都是*常的一点一滴推动而成的。当今的教育体系的确存在不少问题，但我们都在尝试着改革，慢慢推动着我们的教育向前发展。只要我们都努力拼搏，我们的教育也必将越来越完善。
《万历十五年》是黄仁宇先生的一部明史研究专著，也是他的代表作。
万历十五年，即公元1587年。在西欧历史上为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当年，在明朝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其间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
作者认为：“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作者揭示出了明朝虽然当时国力强盛，但已经开始落后于世界先进国家的原因。
有评论说：它是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的前辈，古时候的读书人，或者叫作儒生们，是怎样作人做事的。古往今来的读书人，从经典里学到了一些粗浅的原则，觉得自己懂了春秋大义，站出来管理国家，妄断天下的是非屈直，结果把一切都管得一团糟。大明帝国是他们交的学费，大清帝国又是他们交的学费。老百姓说：罐子里养王八，养也养不大。儒学的罐子里长不出现代国家来。万历十五年是今日之鉴，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之鉴，希望他们读过此书之后，收拾起胸中的狂妄之气，在书斋里发现粗浅原则的热情会有所降低，把这些原则套在国家头上的热情也会降低。
通读下来，戚继光给我的印象最深。后来又读了有关戚继光的其它史料，感觉戚继光虽是个伟大的民族英雄，但他也并非刚正不阿，也惧内，也和当朝首辅张居正拉关系。总之，人无完人。英雄也是一个*常的人。
教师节这天，(3)班的同学送了这本《万历十五年》给我。在表示感谢之余，也不禁哑然失笑。看来《明朝那些事》不仅影响了我，还影响了他们。
《明朝那些事》用七本书完整记录了整个明朝历史，而《万历十五年》只是选择了历年十五年，即1587年，帝国发生的一些重大事情，如张居正的死亡，戚继光被贬等，这些事情极大地影响、甚至决定了帝国未来的走势。当然这些史实，在《明朝那些事》中均有记载，而且“当年明月”更是将其讲得绘声绘色，引人入胜。
因此，《万历十五年》这本书并没有引起我太多的兴趣，基本上都是上厕所的时候断断续续看完的。
抛开人物、故事不谈，只谈一些对于明朝的文官集团的认识。关于这一点，在我以前的博文《明朝那些事》也有涉及到，不过当时只是简单地表达而己。因此，我准备在这篇读后感中，尽可能地展开关于这一点的讨论。
万历多年不理朝政，与只关注练丹的嘉靖皇帝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除了极少数的大事，比如战争，除了极少数的人，比如当时的首辅申行时，能够见到皇帝本人之外，其他的时间，那个龙椅是看不到人的。。他己经很早就废除了早朝，大的奏章也常常是有去无回，甚至大臣的请辞也是杳无音讯。因此，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正是因为万历骄奢淫侈才最终导致了后来的宦官专权、民不聊生。这种解读非常符合我们一般人对历史的理解。但是如果究其原因，就会发现，这一切的出现跟我们正史所歌颂的文官集团有着莫大的关联。
万历刚上任时，还是一个非常有抱负的有为青年。比如，定期出*各种名目众多的繁文缛节的礼仪活动，甚至从皇宫步行至天坛求雨等。总的来说，前一阶段的万历还是非常符合圣明君主的要求的。那么，是什么让一个希望有所作为的青年变成了不理朝政的人呢?
答案就是当时的文官集团。
当时的帝国己经形成了成熟稳固的文官集团，如果说皇帝是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那么，文官集团就是实际的权力操控者。这些文官深受“圣人”教导，并对这些信念坚定不移，希望以此来影响皇帝、改造社会。因此，纵观明朝整个历史，无论是精力充沛的朱元璋，还是有为的朱棣，或是碌碌无为的，让我记不住名字的皇帝，都是在与文官集团的搏弈中度过一生的。换而言之，文官集团决不是对皇帝唯唯诺诺，言听计从的无用之辈，即使在很多情况下，皇帝可以动用最高权力，对违背他的意志的文官进行惩罚，但是对于作为一个整体的集团，皇帝很多时候却是感觉无能为力的。
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立太子一事。万历本想立郑贵妃之子为太子，但这一决定遭到文官集团的强烈反对。理由是自古以来，太子都是立长不立幼。于是，围绕立太子一事，万历跟文官展开了斗智斗勇的较量，谁也不肯让步。
这让万历非常恼火。他自小即位，接受张居正的辅佐，绝大多数时候，他扮演的并不是皇帝的角色，而是学生的角色。该做什么，怎么做，一切由张居正来决定。比如，有一年他想跟母亲重修宫殿，以表孝心，但张居正以“己经很豪华”、“*应体恤民心”为由拒绝;再比如，皇帝练字练得很好，就在他洋洋得意之时，张居正说，“*的字己经练得很好的，从今以后，应该做些国事”，一句话，皇帝的这点爱好被剥夺了。
好不容易，张居正死了。万历长大了，也真正地掌握了最高权力，就在他准备大干一场时，却突然发现，他依然无法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做事，文官集团总是要求他按照他们的想法来成君成圣，而不是听从他的命令来做事。换而言之，万历想做一个有实权的君主，但是文官集团却只需要一个象征性地君主。万历曾抗争过，先是软的，软的不行，就来硬的。但是他发现，他可以很轻易地干掉一个人，但是却干不掉这个集团。
以言官为例。在明朝，言官的地位是很高的，也是很有力量的，这些言官，轻则弹劾同为人臣的官僚，重则斥责皇帝。比如，万历以身体不适为由，拒绝出*早朝时，就有言官上疏，说“皇帝身体不适，但是后宫却夜夜笙歌”，直指皇帝生活不检点。万历一怒之下，当然重责了该言官，但是该言官却因此获得了“因直获罪”的美名，以至于后来很多言官纷纷效仿，即使被罢、被贬，甚至被杀，却依然阻挡不了指责皇帝的浪潮。
到最后，万历累了、厌倦了。他既然无力战胜文官集团，就干脆放弃吧。于是，他开始拒绝早朝，拒绝出*各项重大的礼仪活动，拒绝接见大臣。皇帝的这一做法，当然引起了文官们的集体反弹，他们纷纷上书，直指皇帝懒散，甚至说，如果这样下去，将会国之不国，君之不君。但是大臣的奏折即使讲得字字见血，堆得比天还高，这个时候的万历己经懒得批一个字了，也懒得反驳，也懒得打回，任由大臣去骂去折腾，他祭出了“无为而治”的大旗!
事情就这么耗着，帝国也依然有条不紊地转着。只是1578这一年，张居正死了，社会改革嗄然而止;申行时回老家了，内阁里缺乏了一位主持大局的人;戚继光被罢免了，东南的倭寇又开始猖狂了。这一切，预示着大明帝国己经出现了覆灭的迹象。
除了文学，我最喜欢的书就是历史类的。对于历史本身，我也是颇有兴趣的，但可惜的是，纯粹的古人笔触我也是看不进去的，于是乎，现当代的历史著作变成了我的最爱。烟索重楼，月迷津渡，从书中走出来的一个个人物身上都有股子道骨仙风的气质。这些人大部分或是王侯将相，或是富贵显达，也有臭名昭著。总之，能够被记住的人身上，总有那么基础值得观瞻的地方。茫茫人海，凡夫俗子，又有谁会被永久的铭记呢？记得张爱玲说过类似的话，一个人，无论是好名或者是恶名，总比不留名要强。读历史，就是读那活灵活现的人物就是读那错综复杂的时间。读历史，是对人类的一次反省，又是对人类自身的一次升华。
读历史，不能错过明朝史，因为明朝史汉族掌握*的最终一个封建王朝。而读明史，就不能错过《万历十五年》，相对而言，我更喜欢这本书的英文名字《1687：a year of nosignificance》，直译是《1687：无关紧要的一年》。确实，万历十五年间没有发生什么重大的历史事件，但这些“细枝末节”恰恰是明朝衰落的关键。就历史来讲，有三个不可忽视的特点：一：学术性。黄仁宇本身就是一位大家，他的学术造诣是值得钦佩的。书中有着很多的历史资料来佐证作者的观点，且看附件中参照的文籍就能够懂得其中大意。在40年之前，有着一位双鬓斑白的学者，带着老花镜，手拿放大镜，在浩如烟海的古典文献中收集所需要的资料。这份努力，本身就有股酸楚的味道。二：坦诚性：作家本身所拥有的大历史观注定了他对历史上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都有着相当的了解。书中也说过：“用视而不见的态度抹去这些事实，就是不忠于历史；对一个英雄人物隐恶扬善，也并不是真正的推崇”。在这样的历史态度的引导下，《万历十五年》也显露出更为深刻的坦诚。原本的讲，对与错本没有什么界限，是与非也只在一念之间。所以，真实并且客观的对待历史就显得尤为重要。哪个太监被打了，哪个大臣的父母过世了，哪位夫人升为诰命了，哪位大臣又从
江北调往江南了。也许每一天都发生的偶然就会一不细心撞上一种必然——轰，硕大的明王朝就此灰飞烟灭……三：个性化的表达。个性化不代表标新立异，黄老就属于朴实的个性化表达。他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娓娓道来，艰涩复杂的历史文献就会豁然开朗，并且又增添了一种耐人寻味的厚重感，我们也更理解作者本身所蕴含的历史感与书香气。另外，本书适合各种各样的人群欣赏，因为识字的人就能看得明白，但其中的奥秘又是不一样层次的感受了。
读史是一种很畅快的情感，从中受益的过程更显得酣畅淋漓。而读了《万历十五年》，我最大的收获就是明白了一个为人处世的道理：要在拿得住的范围有所突破。拿海瑞和戚继光来比较：一文一武，在文人当道的明朝，似乎海瑞更应当吃得开，然而事实呢？“海瑞的一生体现了一个有教养的读书人服务于公务而牺牲自我精神，但这种精神的实际作用却至为微薄”。海瑞用他对律法的绝对忠诚，对自我要求的绝对严苛，对清廉正义的绝对奉行，使自我成为了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天下读书人，对他只能是又敬又畏，也仅有当他死后，才会让人大舒一口气。与此不一样，戚继光处处受挟制，但却终究成功的成为一名抗倭名将，带领他的戚家军傲视群雄。戚继光作为官员，有很多不好的*惯，例如腐败。可是他成功了，原因何在？正是那份妥协。很多时候，很多情景，不是凭借一己之力就能够有所变动的，在有把握的范围内施展自我的才华，使矛盾暂时搁下，不予激化，避重就轻，相信会有更能理解的结果。
接下来就得谈谈张居正了，也读了不少有关张居正的书了，光是感想就写了许多篇。可是这一次，经过《万历十五年》，我更理解在一个矛盾的王朝，张居正的矛盾有多深刻。张居正的宏图霸业自不必多言，但他身上先进与落后的地方，纠结又说不通的地方，又实在是吸引人。“张居正在理论上找不到更好的学说，只能以自我的一身挺立于合理与合法之间，经受来自两方的压力”。于是，不难理解，张居正的成就与改革是一个历史特定的产物，他的性格，与万历皇帝的年幼成就了他得以施加相权的条件。所以，一旦他的前提灭亡或者是皇帝的年长，就会很容易改变他的改革。说白了，他的梦想存在的本身就是一座空中楼阁，是随时能够坍塌的，是没有经济或政治的因素作为强大后盾。所以，如烟花般壮烈的悲壮也就在所难免了。张居正自身又是“无数因果关系中的一个幻影”，因为万历，有了张居正，有了张居正，有了延伸的大名五十年光景。
培根说：读史使人明知。史书要细细慢慢的读，启迪智慧，借古看今，通古晓今，博古论今。
我还太年少，从这纸业中厚重的历史，只窥得一些野心，闻得一些感慨，也有了一些见解，今与诸君一谈。
纵观万历年间，其实有许多想不明道不清的事，为何万历皇帝前十五年兢兢业业，后期却废于朝政？为何一代首辅张居正有权衡阴阳之术，却在死后身败名裂？为何向来宽厚的申时行， 却被迫乞骸骨？有太多太多的谜团可以在黄仁宇先生的著作中得以解释。
黄仁宇先生在本书中提到了人有阴阳两面，于万历皇帝而言，阳面在他创业伊始最为凸显，对各种礼仪照章办理，在过去的15年，他曾祭天地，祭庙祖，庆元旦，赏端午，他接见外国使臣和谢职对修著有功勋的官员，毛老他还曾检阅军队颁发战旗，并在一次战役中获得胜利，以后接受献俘。然而于阴的一面，身为皇帝，他不能大刀阔斧的改革，不能立自己心爱女人郑氏的儿子为太子，不能出去游玩，他只能通过不上朝尽量不与官员往来这种消极的行动做最后的挣扎，这是他无声的呐喊，也是他最后的反抗。他的一生对阴阳失衡的问题都没有做出解答。而于首府张居正，阴阳对比则更为明显。于炀张居正似乎永远是智慧的象征，他没不香了，长须且注意修饰袍服，每天都像崭新的一样折横分明，他的心智完全和仪表一致，他不开口则已，一开口颇合*古语所谓夫人不言，言必有中。然余音一面全清朝野的张居正，他的作威作福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凡是他所不满的人，已经用不着他亲自出面，则自有其他的内外官员对此人投井下石，以此来讨好首辅。
我先是很不解，我知道人有多面。一面，可是人可受到他人的尊敬和崇拜。另一面就很不堪，甚至自己都难以直视。其实权衡这两面最重要的关系就是自己的信念。就像万历皇帝一般身在儒家的思想熏陶中，方可置身于朝堂，而不注重于后宫之事。倘所有朝堂之人，都视朱子为信仰，万众一心，那明朝末期就不会那般的颓坏。政策的实施实施后的成败，与所有文官的共同*惯是否相安勿扰，否则理论上的'完美人不过是空中阁楼。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9篇
这是美籍华人学者黄仁宇写的一本好书，1979年首先在美国出版，并多次重印。我是在阅读了王小波的“不新的《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一文后，才上网购得此书阅读的。在读书中，通过书里提到的文章和人，再去找自己有兴趣的`书来读，这种是我自称为“顺藤摸瓜”读书法。由于这个读书法，我最*重点购买了一些“读书笔记”类的书籍来阅读。
《万历十五年》这本书是一本历史学范畴的书。在我的读书目录里，应该是文（文学）、史（历史）、哲（哲学）三类为主。在阅读一个人的著作前，最好先阅读他的传记或者简介，这样，才会对作者写作的立场、背景、动因等有一个初步的了解，有利于自己对作品的理解。这个也是我自称为“摸清背景”的第二个读书法。由于这第二个读书法，我也购买了比较多的人物传记来阅读。
通过读书，我要建立起自己的读书方法和阅读书目体系。
再来谈谈《万历十五年》这本书吧。全书以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为历史时间的横断面，然后讲述了与这个横断面有关的六个人物――一个皇帝（万历）、两任元辅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一个模范官僚（海瑞）、一个杰出孤独的将领（戚继光）、一个自相冲突的哲学家李贽。最后，从作者的大历史观得出结论：1587年，即万历十五年，表面上无事可记，然而四海升*的表面之下，千年帝国崩溃的隐患早已埋下，所以，书中所述的人物都是悲剧性结局（皇帝也不例外），故万历十五年的历史，也是失败的历史！
读了这本书后，引发了我的另一个思考，就是我们现在一再提的“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究竟我们民族历史那个阶段、那种机制值得我们骄傲，更值得我们在当今列强环伺的国际形势下提出“复兴”的口号？如果说*的汉唐盛世值得我们后人“复兴”，那么，万历十五年的悲剧，不是由汉唐而来的吗？
希望通过阅读更多的历史书籍和做历史的思考，能对以上问题做出解答。
早在两年前，朋友便送了我这本书，但最*我才刚刚开始翻阅，本书一共有七章，我一口气看完了第一章——万历皇帝。
万历(1573年-1620年7月)，是明神宗朱翊钧的年号，明朝使用此年号共48年，为明朝所使用时间最长的年号。万历10岁就早早登基，是个不折不扣的小皇帝，在元辅张居正的辅佐之下，迅速成长起来，张居正在职期间，万历皇帝对他十分信任，认为张居正“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在万历刚登基时，*的元老重臣高拱认为他只是小孩儿，不能担此大任，让万历的处境十分为难，而这时张居正建言献策，建议直接罢免其官职，解决了登基以来的第一个危机，由此保障了皇室的安全。
此后，张居正又监管了万历的教育事务，对其非常严厉，小万历时刻把敬天法祖(作为皇帝最重要的任务)放在心上， 在他登基还不满4个月的时候，天上出现了类似流星的天文现象，那是被认为这是上天降灾的警告，因此小万历为了让消除天心的不快，保证国泰民安，修省(时刻检讨自己的行为、思想)两年之久。之后物力的节约也在进行，张居正教导万历，为人主者，应该注意天下臣民的衣食，而不是珠宝玉器是否充足等等，万历皇帝对张居正已经不仅仅是信任了，到后来已经成为了依赖，张居正的父亲去世，按照惯例，张应该返乡守孝两年，但是万历认为他自己不能离开张居正的辅佐，不顾群臣的反对，让张居正留京守孝。
在张居正父亲去世后的第五年，张居正也去世了，享年58岁，万历皇帝加封他为太师衔，这是文臣中至高无上的荣誉。但是这个荣誉并没有持续多久，张去世之后，百官们纷纷投诉张居正，认为张是个巨贪之人，在其位不谋其职，四处敛财，仿佛张居正是一个穷凶极恶之人，之后，万历收缴了张居正的所有财产，并狠狠地惩罚了他的家族。
身前无限光荣，死后凄惨无比。张居正也没办法再出口解释，身为臣，那么必然懂得君心难测。
周末，天气苍白，发霉的心情，觉得该出去晒晒太阳了，和好友一起到书店，买了本中华书局出版的《万历十五年》，一口气看了半本。万历十五年，亦即公元1587年，在西欧历史上为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而在*，在这**淡淡的一年中，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
万历十五年，没有人能拯救朝政的腐败。高拱，张居正，海瑞，申时行，直到最后的自以为明君的崇祯皇帝，在整体制度体制的腐败下，中华民族也迎来的自己的文化危机。资本主义的萌芽很难兴起，传统的力量依旧强大。在全球化城市化的今天，*人如何在没有皇帝的情况下，继续保持以德治国的传统，如何保持以孝道为核心的*式价值观呢？这是《万历十五年》一书中思考的问题，也在现实中不断激荡着无数中华赤子的心胸。
这一段时间，国学兴起，伴随着百家讲坛的推波助澜，传统文化复兴的势头似乎一浪高过一浪。国学、历史类图书开始盛行街面。易中天品三国，于丹说论语，王立群讲史记，汉武大帝，明朝那些事儿，讲座，电视剧，小说，历史以各种形式体裁不断出现。国学兴旺，历史重温，文化复兴，这是好事。我们小时候，四书五经，史记汉书，都是稀松荒疏的很。这些书对我来说都是*几年开始恶补的，感觉也只是走马观花，粗略浏览，很难记住了。为什么小时候没有早早把它们看过呢？追究其中原因，除了七八十年代的消费问题外，更多的是教育界的不重视，我辈只是从语文书的枝节中记住了星星点点的古籍名句。*的古籍、历史是我们民族的财富，是我们文化的载体。经史子集，诸子百家，里面名言哲理多多，但是，这些财富却在很长时间内不受重视，甚至发生断层。有时候阅读古籍，真的有种韩愈《石鼓歌》中的痛苦。看了些古籍，我个人觉得，五千年的文化积累，既有精华智慧，也有糟粕垃圾。不能丢弃自己民族的根本，也绝对不能一窝蜂的去全部接受。学*的原则，根本的方法，还是*的话，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万历十五年》很有名，我也已经读过好几遍了。*来再重读一遍，又有了一些新的感受。
*古代政治的最鲜明特点是观念治国。
早在国人历史早期，古人便凭借想象将世界和自身进行描述和理解。这倒也不稀奇，几乎所有文明的早期都有这个特点。但将想象充分赋予到政治中的，*却是为数不多的。最好的例子是周公旦分封诸侯国。周公同几乎所有的古人一样，不能科学地理解天下的构成；他同时认为周王贵为天子，万民理应万世顺从，但后来的事实表明，并非如此。周朝人力图使政治体制顺应自然，但由于知识的局限，实际是让自然顺应了他们的意志，这便造成了*行为自上而下的惯例，而*人的性格在周朝初年最终形成，后世之人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这一观念，改都改不了。
万历十五年，亦即公元1587年，在欧洲历史上，正是文艺复兴和地理大发现的时代；而在*，在这**淡淡的一年中，“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际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在历史学家黄仁宇的笔下，我们开始了一场难忘的大历史之旅……
固步自封的年代，一切试图革新的倾向，都是不合时宜的，一切企图在虚伪而又被认为是万能的道德之外发展法治的观点，都是异端邪说。于是改革家空有抱负而鲜有实践之机，变革在重重困难中或夭折，或走样；道德纯正的人尽管其行为获得了统治者的赞赏和*民的钦佩，却难以获得效仿——无人想去发扬和继承其高尚品质。对他们来说，阳奉阴违，道貌岸然所带的，比这虚名要现实和功利的多；真正的时代思想者只能在被打压中度过一生。他发现自己的学说没有付诸实践的可能，“他就只好把它美术化或神秘化”。
一个年轻的、曾经试图励精图治的君主，在诸多程式阻碍下，只能循规蹈矩，延续枯燥。他并不甘心：也许出于负气，或者是无奈的消极反抗，此后（1587年）很多年，众臣再也很难轻易见到他出*各种仪式——漫长的怠政在明王朝的历史轨迹上延续 。从他观赏中官掷银取乐表明，“一个喜欢活动的人具备着充沛的精力，但又无法用之于做出积极的创造” 。他的壮志，他的宏图，已是历史云烟，难以再续。立，何其难也，而破，也是千难万难。
“在按着固定节奏流逝的时光之中，既缺乏动人心魄的事件，也缺乏令人企羡的奇遇。”在安逸的光景中，守成名正言顺的成为单调生活的旋律。于是，一切变得不那么重要，一切似乎可以无所谓。安逸，足以造就肆无忌惮的不思进取。在*淡无奇的格式生活中，枯燥成为了年轻君王的必修课。他的苦闷，乃是历史的悲剧。
世界上有一种人，他们的品德可谓令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但却鲜有人会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他们大多活在官方的宣传和*民的称赞之中。他们的信条和个性使他们既被人尊重，也被人遗弃。这就是说，他们虽然被人仰慕，但没有人按照他们的榜样办事”。就如很多人希望别人皆雷锋，却很少考虑自己也应该那样无私。他们只是“可以和舞台上的英雄人物一样，在情绪上激动大多数的观众”，却无法引起公众行为上的追随。海瑞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具有强烈的道德和社会责任意识，他的一生体现了一个有道德教养的读书人服务于公众而牺牲自我的精神”。他严格要求自己，也同意严格要求别人。于是他的所作所为，令各方面感到为难和纠结。万历十五年，岁暮天寒，“海瑞的死讯传出，无疑使北京负责人事的官员大大的松了一口去，因为他们再也用不着为大众心目中的英雄——到处惹是生非的人物去操心做作安排了”。
人们总是喜欢将自己打扮成道德标杆，高尚莫比，严以待人，却无法严以律己，甚至宽以待己；相应的，同时他们也就把自己当作道德监督者，实践总是别人的事，而他们只需对此指手划脚，品头论足。因而他们总是正确，别人多少——如果不是总是的话——有错。明朝历史上，就有一位这样的人物——张居正。“张先生言行不一，他满口节俭，但事实证明他的私生活极其奢侈”。据说张居正大人的官轿，32人抬着（按当时礼制皇帝也不过16人规模），约有50*米，分为会客室和卧室，全套明式家具，还有个独立卫生间。轿四周有围廊以供观景怡情。这位节俭的倡导者，以圣贤自居的张居正，竟如此口是心非！
在作者看来，“*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治，至明代而极，这是一切问题的症结”。在人类文明发展历程中，道德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它促进人类共同行为准则的形成并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它。但是将道德——一成不变的道德准则——作为万能的手段来调控社会的一切问题，则是荒缪的异想天开。道德必须被遵守和实践，乃至被信仰，否则便是虚伪的。然而缺少制度的规制和约束，在功利主义——毋庸质疑，我们大多数人是这样的——作用下，道德就很难突破停留在口号和宣传中的困境，成为难堪的所在。而法治，则弥补了道德的缺陷，从而“使人类的行为服从于规则之治”（富勒语）。法治应当成为一种公众信仰。而正如苏力教授所认为的那样：“这里所说的信仰并不是一种言词上的表白，一种决心，而必须是一种身心的投入；而且由于法律是一种社会的全民的事业，因此对法律的信仰甚至也不是某个或某些个体的心灵活动，而是整个社会的实践显示出的对法律的尊重和倚重。”
当前，*正处于法治建设和社会改革的关键时期，书中对历史的反思，以古为鉴，今人未尝不能得到若干启示，“给*留下一个天翻地覆、彻底创造历史的机缘”，创造法治历史时代的机缘。
读罢黄仁宇的《万历十万年》，不得不对本书作一个高度的评价。短短四个篇章，从万历及两位首辅的角度揭示了大明帝国在长期“不事朝政”的万历手下正常运转的奥秘；后三篇章选取了万历年间具有代表性的三个人剖析了万历这个时代。其中最令人感慨的，必是张居正、申时行两位首辅。在笔者眼中，前者是一位素质过硬的政治家，后者是一位聪明绝顶的官僚。但如果给他们打分的话，两者我都不会给满分，因为两个聪明一世的人在同一个问题上犯了不一样的错误，一个向左，一个向右。
一不一样的人眼中有不一样的历史
在分析、比较这两位首辅之前，笔者认为有必要阐明这样一个观点：不一样的人眼中有不一样的历史。同样一段《明实录》中的史料，由于史官对事件背后的故事不会有详尽交代（甚至是为了政治利益能够篡改历史），不一样的人会从同一段史料中得到不一样的结论。
例如在谈到隆庆年间的首辅高拱被黜一事时，黄仁宇认为是高拱一句“十岁孩童如何治天下”的言论体现了其谋逆之心，从而得出张居正与冯保联合罢黜高拱是维护了大明江山的结论。在笔者看来，这一结论多少有些荒谬。第一，从政治意图来看。明朝文官大部分是政治动物，他们的所作所为必定贴合“赢利远大于风险”这必须律。“高拱谋反”的获利无非是继续做首辅或者自我登基，而付出的却是身家性命乃至九族安危。况且太*盛世谋反乃是滑天下之大稽！第二，从史料看来，并无充足的资料能够证明“高拱谋反”（史料中并无高拱收买内侍、准备兵丁武器等行动）。若将黄仁宇先生的“谋反”理解为“摄政”，那么对于一个10岁的天子，任何人成为首辅必然都会“摄政专制”。第三，从结果来看，如果高拱是真的谋反，他的下场会是罢黜这么简单吗？第四，就张居正、冯保和高拱的关系来看，他们完全有理由陷害高拱。张居正并非高拱的亲信，高拱对权力的独揽已经引起了诸多大学士的不满，自然也危及张居正的安全。而高拱对冯保的升迁也屡次阻拦，足以引起他的愤恨之情。所以，高拱被黜是张居正和冯保的阴谋，他们将高拱原话中的“孩童”改为“天子”，这句话便有了十足的杀伤力。这么一个简单的文字游戏获得的回报便是张居正的首辅地位和冯保的司礼监秉笔太监一职。能够说除了获利之外，张居正能够自保，冯保能够复仇。
除了对“高拱罢黜”一事笔者与黄仁宇先生观点不一样外，“徐阶是强占土地的富豪、地主”和“郑贵妃是聪明的女政治家”的观点笔者也不是完全认同。此外还需指出黄仁宇先生在第一章中所犯的一个小错误，即宫女“许配”给太监后并非成为“答应”。“答应”是侍奉皇上的地位较低的宫女，而这种被称为“对食”的现象并非是光明正大的。
以上是笔者阐述的一个基本观点：不一样的人眼中有不一样的历史。
二“官僚”和“政治家”的名词解释
下头笔者将对“官僚”和“政治家”连个名词进行简单的解释。在笔者看来，政治家相对于官僚，对政事更加负责，出发的角度基本上是江山社稷、道德礼仪；而官僚关心更多的是自身的地位和安全。在那里不妨列举几位名人。徐阶（嘉靖年间首辅）是政治家和官僚的综合体，并且他在这两方面都相当出色，在嘉靖年间的首辅之争中不但政绩上有所建树，最终也得以保全自身；严嵩是不折不扣的官僚，他应对蒙古骑兵入侵京城附*地区的行为作出的“不抵抗”的决定至今令人唾弃；海瑞是一个纯粹的政治家（实际上他是懂得官场之道的，可是却绝不践行），但很不幸的是他也是一个不合格的政治家；抗倭名将戚继光也是一位优秀的政治家和官僚的综合体。
笔者说张居正是一名政治家，并非说他不懂为官之道，只是他升迁太过刚愎自用，不知韬光养晦，才在死后遭挖坟鞭尸抄家（这和多尔衮何其相似！），所以不能称之为合格的官僚；说申时行是一位出色的官僚，但同时他也是一名较为合格的政治家，毕竟治理黄河和封贡互市都是他不可抹杀的功劳，但因为他在“争国本”事件中太过圆滑，首鼠两端的行为触犯了文官集团坚守的道德礼仪，所以才黯然退出政治舞台。若两人做比较的话，张居正是政治家的代表，而申时行是官僚的代表。
三张居正和申时行
自古以来，君权和相权是一种博弈*衡的关系。可是在明代，作为君权外围的宦权也加入了这种博弈。君权的外围有宗室、外戚和宦官三种，但在明朝，宗室被打压（为了防止靖难之役重演），外戚势力弱小，宦权得以提高（尤其是东厂出现之后）。就相权而言，在明太祖朱元璋撤销宰相后跌入低谷，但之后出现的内阁又极大地提升了文官集团的权力。大学是手中有权力，而言官御史们有战斗力，他们的目的有的是为了个人私利，但大部分是为了江山社稷或道德礼仪，所以文官集团内部也是矛盾重重。君权时而联合相权对抗宦权，时而联合宦权对抗相权，但都是为了寻找权力的*衡点。若宦权与相权联合，那儿皇权便岌岌可危（天启年间的魏忠贤及阉党造成的动乱就是一例）。对于张居正和申时行而言，前者维护的是相权（是自身的相权而非整个文官集团的权力），后者维护的是君权。
这种情景的产生，主要原因在于两人所处的时代环境不一样。张居正当政时，万历正处于青少年时期，不可能完全独立地把握政局，所以张居正扮演了臣子、导师和严父三种主角。他是一位合格的教师，教*经史，并适当调整科目以使万历朝向正确的方向发展（避免了万历沉迷书法而重蹈宋徽宗的覆辙）；他也是一位合格的臣子，对于一个10岁的天子，他联合宦官冯保、外戚李太后稳定了政局，避免了朝政动荡。同时在前期，他肃清吏治，任用贤人，使得大明帝国能够正常运转。但作为一名“严父”来说，他的行为太极端，在万历心中播下了仇恨的种子暂且不说，他当政后期任人唯亲、扶植私党、排除异己都在与他有利益冲突的文官心中埋下了导火索。更重要的一点是，由于张居正和其亲信势力过于庞大，影响到了皇权，所以张居正死后的悲惨结局也可想而知。张居正确实有过硬的政治素质，但太过刚愎自用、傲慢自大，才不会有一个完美的收场。此外，还需张居正一个并非高瞻远瞩的决策，那就是“考成法”。最初施行时确实增加了财政收入，但也导致了明朝中后期一个极为严重的社会矛盾——流民现象。所以张居正当政前期的表现令人叹服，但后期其盲目自大却又令人扼腕叹息！
作为张居正的亲信和万历的教师，申时行成为首辅的时候，万历已经成为了一个心智成熟的成年人。加之张居正的前车之鉴，申时行的政治风格更倾向于温和稳重。例如张居正刚去世时，言官大臣纷纷上述弹劾，申时行既不参与弹劾自我的教师（在其他人眼中他不搞政治投机），也不维护自我的教师（不与众矢之的统一战线以维护自身安全），但暗中他还是极其照顾张居正的家人，多次暗中阻止吵架等活动。由此可见，申时行处事确实圆滑。而却他上任之后立刻废除了张居正的“考成法”，大大缓解了社会矛盾；他任用潘季驯治理黄河，对蒙古采取封贡互市政策，这都是他不可磨灭的攻击。但作为一名官僚而言，他对君权的态度在“争国本”事件上与文官集团的道德立场完全相悖，导致辞官回家的惨淡收场。
在对待君权的态度上，张居正的极左做法触怒了君权，申时行的极右做法触犯了相权，所以他们在权力博弈中并未找到*衡点，结局也就不那么完美。可是在“成王败寇”的权力斗争中，千百年来哪有完美的结局呢！
四这本书带给我们的黄仁宇先生在书中也降到了海瑞、戚继光和李贽三人，他们代表了不一样阶层不一样环境的人，但同样怀有“治国*天下”的梦想。当年明月曾说过：“‘知行合一’这句话，张居正读懂了，海瑞没有读懂。”我想戚继光和李贽也都读懂了，仅有海瑞一个人生活在他那“非黑即白、非是即非”的教条主义世界中。
应对同样的现实，戚继光顺从了，人们在他的杀敌保固与为官的左右逢源中却读不出他的无奈与孤独；李贽选择了出价，却始终无法割舍对这个社会的关心，同样更不会有人读懂他孤傲的悲凉。
这本书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历史的大失败，大明帝国这台生锈的机器已经经不起任何折腾，只是依靠文官集团和几个强有力的君主在维持着齿轮的正常运转。张居正的折腾（京察、考成等）造成或加剧了社会矛盾，而申时行、王锡爵等人的“无为而治”反而更加有效。但最终，崇祯皇帝，这个有勇气、有骨气、有决心可是缺乏知人和远见之明的君主改革了驿站制度，社会矛盾加剧，加之四方战火和天灾人祸，导致了整个大明帝国的灭亡。
之后建立的大清帝国，类似的体制、类似的经济模式也预示着历史的大失败会继续上演。*的这种所谓的封建专制体制并不见得比资本主义落后，只是一个延续了上千年的制度在腐败的铁锈出现后，自然落后于一杆新制的枪炮。
教师节这天，(3)班的同学送了这本《万历十五年》给我。在表示感谢之余，也不禁哑然失笑。看来《明朝那些事》不仅影响了我，还影响了他们。
《明朝那些事》用七本书完整记录了整个明朝历史，而《万历十五年》只是选择了历年十五年，即1587年，帝国发生的一些重大事情，如张居正的死亡，戚继光被贬等，这些事情极大地影响、甚至决定了帝国未来的走势。当然这些史实，在《明朝那些事》中均有记载，而且“当年明月”更是将其讲得绘声绘色，引人入胜。
因此，《万历十五年》这本书并没有引起我太多的兴趣，基本上都是上厕所的时候断断续续看完的。
抛开人物、故事不谈，只谈一些对于明朝的文官集团的认识。关于这一点，在我以前的博文《明朝那些事》也有涉及到，不过当时只是简单地表达而己。因此，我准备在这篇读后感中，尽可能地展开关于这一点的讨论。
万历多年不理朝政，与只关注练丹的嘉靖皇帝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除了极少数的大事，比如战争，除了极少数的人，比如当时的首辅申行时，能够见到皇帝本人之外，其他的时间，那个龙椅是看不到人的。他己经很早就废除了早朝，大的奏章也常常是有去无回，甚至大臣的请辞也是杳无音讯。因此，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正是因为万历骄奢淫侈才最终导致了后来的宦官专权、民不聊生。这种解读非常符合我们一般人对历史的理解。但是如果究其原因，就会发现，这一切的出现跟我们正史所歌颂的文官集团有着莫大的关联。
万历刚上任时，还是一个非常有抱负的有为青年。比如，定期出*各种名目众多的繁文缛节的礼仪活动，甚至从皇宫步行至天坛求雨等。总的来说，前一阶段的万历还是非常符合圣明君主的要求的。那么，是什么让一个希望有所作为的青年变成了不理朝政的人呢?
答案就是当时的文官集团。
当时的帝国己经形成了成熟稳固的文官集团，如果说皇帝是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那么，文官集团就是实际的权力操控者。这些文官深受“圣人”教导，并对这些信念坚定不移，希望以此来影响皇帝、改造社会。因此，纵观明朝整个历史，无论是精力充沛的朱元璋，还是有为的朱棣，或是碌碌无为的，让我记不住名字的皇帝，都是在与文官集团的搏弈中度过一生的。换而言之，文官集团决不是对皇帝唯唯诺诺，言听计从的无用之辈，即使在很多情况下，皇帝可以动用最高权力，对违背他的意志的文官进行惩罚，但是对于作为一个整体的集团，皇帝很多时候却是感觉无能为力的。
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立太子一事。万历本想立郑贵妃之子为太子，但这一决定遭到文官集团的强烈反对。理由是自古以来，太子都是立长不立幼。于是，围绕立太子一事，万历跟文官展开了斗智斗勇的较量，谁也不肯让步。
这让万历非常恼火。他自小即位，接受张居正的辅佐，绝大多数时候，他扮演的并不是皇帝的角色，而是学生的角色。该做什么，怎么做，一切由张居正来决定。比如，有一年他想跟母亲重修宫殿，以表孝心，但张居正以“己经很豪华”、“*应体恤民心”为由拒绝;再比如，皇帝练字练得很好，就在他洋洋得意之时，张居正说，“*的字己经练得很好的，从今以后，应该做些国事”，一句话，皇帝的这点爱好被剥夺了。
——读《万历十五年》有感 (菁华6篇)
公元一五八七年没有弥赛亚的诞辰，没有先知的教诲，没有预兆变迁的星斗闪烁满天。有的，不过是一张张脸罢了，一张张疲惫地奔波于历史的定格之中的脸。
万历注定不是属于帝王的时代，这张脸谱中注定没有多少王权的神气。大明王朝注定只是封建史上的.一个瞬息，而万历朝大约是合眼的前奏，毕竟紫禁城中休憩的已不再是一个雄心壮志的统治集团，这点，万历之前的嘉靖就感觉到了——万历同他一样早年登极，充满变革和振兴的希望，但这一些希望都随着自身年龄与矛盾的增长、深化渐渐瓦解。明孝宗（弘治）应当感到悲哀，因为他的子孙没能像他那样扭转祖宗留下的可怕局面。也正是因为如此，多事之朝才如同一出又一出的折子戏，留下那么多红红绿绿的角色。
惟独有个人不绘脸谱，单看他一眼就觉得有凛然之气扑面而来。他不是贡生，乡试出身，也不应是有权对别人吹胡子瞪眼的那一类，却绝对有憋着气唱大红脸的天赋。他叫海瑞，就是鼎鼎大名的海刚峰。如果出生在当今社会，他一定算是个勤奋的好少年，与此同时，又是无知的愤青。想要为萎靡的朝政打一剂强心针的他，若不是有打不死的勇气，怎么敢傲立于群臣之中？说他简朴，却又嚣张，普天之下，凡为仕者无不惧其威风；说他忠诚，却又不能扛顶风的旗，固执于毛皮小事之间。一个儒道的修行者，一个斋戒灵魂的素食者，他因为与尘世相触而不再是圣贤。这不仅是海瑞的不幸，更是明王朝的不幸。他以一种极端的方式舒展自己的政治才华——以博得帝王的信任。但嘉靖尚道，万历重情，他只能做一面没有人去照的镜子，被搁置三朝的老臣。
明朝没有李世民，没有长孙氏，宫廷中人人戴着面具。读《明史》我几乎没有抓到一个背影，但庆幸《万历十五年》让我勉强看见了一个海刚峰。几乎孤芳自赏的他，行走于浓妆艳抹的人群中，很干净。他死的时候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镜碎了，却没有人去补。
万历十五年，一五八七，明代的又一面镜子不在了。在一片景仰的声音中，海瑞那张不戴面具的脸成了永远的幻影。他的矛盾并不来自内心，而是与外界摩擦的结果。我不想假设他为那个时代的良心，或许他没有资格，李贽有，因为他忏悔过。
海瑞不会回头，他不知为何要忏悔，他要做信念，而不是心的殉道者。大明王朝合上眼的前一刻，他或许，是最后的那个愤怒的拳头。
脸？对，他的脸，不过是一张皮。皮下的，才是硬骨头。历史的脸谱是多端的，但油彩背后的，方是本原。一面能透过它的镜子，是不是很好？
选择阅读《万历十五年》的原因与《明朝那些事儿》有极大的联系——《明朝那些事儿》常常与《万历十五年》拿在一起被人比论，而《明朝那些事儿》也被我划在小说一类中我很喜欢的历史文学类系列丛书。我对《万历十五年》产生好奇，自然也有理可循。大约花了一周读完这本不算厚的“史书”，又延伸了一下相关史料，我开始写这篇读后感。
首先是我了解到的有关本书的地位评价。《万历十五年》可以说是一部改变*人阅读方式的经典，是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的成名之作，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这本书首次以“大历史观”分析明代社会症结。“万历十五年”即指公元1587年，本书开篇黄仁宇先生就说明了为何要单讲万历十五年。这一年在西欧历史上为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而在*，这**淡淡的一年中，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从目录我就产生了亲切感，我想这样一目了然的目录更方便读者从中寻得因果。申时行、张居正、海瑞、李贽、戚继光等人的名字一挂，我也就大概了解了作者行文的方向与着笔点——这本书取一年为题，前后延伸，通过几个不同类型的人物和故事讲述着明朝的历史，甚至是整个*古代的专制体制。
结合阅读和课下资料查找，我认为本书要讲述的最终论点是*古代落后的原因，也就是道德代替法律。在我们高中所学和课外阅读不太难想到，集权的目的是皇帝在政治、经济、文化几个方面实现对权力的集中，但是读完《万历十五年》我又会想，真正意义上的集权是否一定取决于皇权呢？站在本书引导的角度，国家的*体制发挥着最大的作用，不仅仅是皇帝一人，还有他背后的文官集团，更可以追根溯源说是儒家思想。因此书中所再三“强调”的万历皇帝不能立心爱的女人为皇后、不能立喜爱的儿子为太子，不能决定死后自己和妃嫔的墓葬——万历在史上一贯消极的作风或许我可以将其看做一种无形的抗争。从某种角度看万历一直在和庞大的集团做着对抗，在以往的历史学*中老师称之为中央集权的斗争。权倾朝野的张居正、颇有思考的申时行也一直在背负着那个庞大的文官集团的压力——这就是国家的制度——或者说道德制定下的制度和法律。（均为不专门学*研究历史的我的个人看法，如有误解之处还请老师原谅）。那么按照我的这种看法，书中花费诸多笔墨去记述礼仪、制度，我也可以对自己做出一个合理的解释了。 括而言之，《万历十五年》给我的感觉比《明朝那些事儿》要更为稳妥真实，读它的时候更像是在听一位年高德劭的学者在细细向我分析，但是它和那本书一样在于二者的语言都*和而浅*，使我这个仅仅是对历史感兴趣的“门外汉”也能得到很多有价值的观点与思考。相比而论，我可能会更喜欢《万历十五年》。
读完这本书我也有了关于自己的一些感触（同样是非专业学*研究的观点），古代*的体制问题不仅使黄仁宇先生产生思考，也使我有所困惑。没有西方的大炮轰炸，*的体制会改革么？从一方面看：封建体制的顽固与与生俱来的安土重迁思想；从另一方面看：体制内部自身的稳定性也促使着其自身的微调和变化。李贽的悲惨下场与同时期西方对各流派思想的宽容相比，西方的改革当然更为容易——又或许我们从程朱理学说起，清朝不能算作落后于西方的开始，因为它不过是走着前人体制的老路罢了。
《万历十五年》是我寒假读的第二本书，第一本是《红楼梦》，我在读完《红楼梦》之后，不知道该怎么评价这本书留给我最初的印象，我觉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微妙而复杂，而更多的是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上。而读罢《万历十五年》，我又不得不为黄仁宇深刻的思考所触动，*社会的管理过多的依赖道德而不是法制，这哪仅仅是明朝所特有的呢？殊不知，在接下来的清朝一直到如今，社会上都不可避免的存在着或轻或重的管理问题。
《红楼梦》是小说，尽管有许多内容是虚构的，但是毫无疑问，小说的情节是建立在生活的基础上的，是生活的再现与升华，所以里面大部分内容可以作为我接下来论述的凭据。
余秋雨在《千年一叹》中提到过：*人将过多的精力放在处理人际关系上。这一点在《红楼梦》里体现的淋漓尽致。或者说《红楼梦》当中的人物关系是建立在这样的事实面前展开的，随便举一两个例子，比如黛玉刚进贾府，一个“步步留心，时时在意”一方面反映了黛玉的心思缜密，深谙人情事理，但更反映了在当时社会上人与人交流与相处存在的一种隔阂；又比如众人讨贾母的喜欢，泼辣的王熙凤、“佛爷”似的王夫人、正经而又严肃的贾政还有那宝玉这些自不用说，单说贾母给宝钗庆生辰请邢夫人、尤氏和惜春，一个“不敢不来”已经将伦理体系的大家长所具有的威慑力体现出来。
《红楼梦》里面还体现出了一种强烈而又自然的“脸面观”。在《红楼梦》当中，我们能经常听到婆子骂丫环，或是主子骂奴才，而其中经常出现的词就是“上了脸了”，毕竟在奴才或是丫环的心里，脸面与身份是对等的。“上了脸了”，其实一方面是由于身份对他人脸面价值的内心的不认可，而另一方面是对脸面的有无并且多少与地位的直接挂钩深表赞同。
以上所详述的身份、脸面都是建立在儒家道德的基础之上的，而贾府被抄家，同样也是由于道德，即在道德层面上社会的不认可。而贾家在道德上的失败，归根仍旧是道德治家的的缺陷。
由家上升到国，这种问题就更加深刻并且以新的形式地暴露在社会管理层面，这在《万历十五年》中有较为详尽的叙述。
在《万历十五年》中，黄仁宇以历史上极其普通的1587年切入，从波澜不惊的表面深入剖析了时代背后涌动的暗流，而这股暗流，即社会的发展与传统的文官制度之间的矛盾，即将浮出水面。作者在《万历十五年》中分析了这种文官制度的“顽固性”（姑且称之为顽固性）。尽管有身体力行，得到皇上支持且努力想变革，更确切地说，改善各种制度的首辅张居正，但是以一己之力对付“全天下的读书人”，结局可想而知，并且由于张居正侵害了文官集团的利益，最后死后落到身败名裂的下场；尽管有清楚地认识到文官的双重性格，并且努力地折衷调和的申时行，但是作为首辅的他，承担着文武百官的表率以及与皇帝最亲密的大臣双重身份，一旦不能够履行好其中之一尤其是前者，他将自然为统治者或大臣所不容，所以在最后他对立储的立场被公布之后，自然而然地为百官踢出。以上两位首辅一则自起炉灶，希望行政效率的提高，却适得其反，由于严厉的政策导致的*氛最终使文官集团破裂；二则从中调剂，恕道待人，来补救文官之间的空隙，但是单单纯粹的补救永远也挽不回这座欲塌的高楼。他们都希望凭借自己的力量试图来挽救这个摇摇欲坠的帝国，然而文官制度像固执的一头冲向悬崖的牛，虽然这种制度已经愈发暴露出它的弊端——财政无法得到有效利用，军备的效能极低，腐败问题严重……国家处于这样的困境之中，但是只要人民能安分守己，这种得过且过的日子，文官们并不准备拒绝。
宋朝的这种文官制度的思想基础是建立在“四书”上的，而“四书”则是这一个庞大帝国的圣经。“四书”被千千万万的读书人所诵*，朝廷通过科举制度选出优秀的“‘四书’学*者”，组成文官集团，而大大小小的文官，他们所共通并且共同恪守的信条就是“四书”的训示。毫无疑问，一个人并不可能时时刻刻恪守这些信条，纵然有也不会被时代所接纳，举出海瑞的例子，海瑞在大部分的人心中是一代清官，没有错，他一生为官廉洁，死后只留下白银20两，他是令人尊敬的，但这也恰恰反映了文官集团并不是一个团结的共同体，相反的，内部才会出现像海瑞这样的道德模范。说海瑞是道德模范，是因为他也是文官制度的产物，并且拥有恪守所有道德准则的信念与勇气，但也正因为如此，他为官时并不被大家所喜欢。最初制定这一信条的统治者，希望依赖这文化的传统来维持和运转整个国家，但是这种文官制度随着时间慢慢变质，而变质的原因，便是因为人具有阴阳两个不同的方面同时又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复杂性，而仅仅凭借儒家一些简单、粗略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无法有效实行的原则来束缚人从而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还有一样事物能够弥补以上所有的不足，那便是法律。如果百官恪守的是法律而不是简单的信条，那么这个国家的发展潜力还很大，但情况并不是这样，法律并没有成为国家被治理的依据，相反地，法律在这个帝国的体现简单而又粗略，一些简单的民事纠纷只是由乡间的仲裁来判定，只有刑事案件由官府审理，而官府对于这些案件都有固定的规则，如“**偿命”等等。而导致这一情况产生的原因，其一是由于我国幅员辽阔，整个帝国实质上是由大大小小的乡村集合起来的集合体，所以如果以法律为本，实际运行中就会遇到操作繁琐、耗费大量时间与精力等问题；其二是因为现行的法律制度是为文官制度服务的，司法从属行政，那么*的统治便可以实现一元化，归根结底，这有利于巩固文官的统治地位——这也就是文官的双重性格，即表为公仆实为主人。所以，帝国的一点烛光并不能带领这个帝国走出黑暗。
然而，并不能就这样否定文官制度存在着巨大弊端，毕竟，它曾作为治国的政策并且取得不错的效果，随着社会的发展，那么这种制度的维持，必定是再也不能为时势所容许，但是许多社会管理问题依旧会存留。
文官制度的实质即为道德治国，回归到《红楼梦》中贾府抄家事件，其中的皇上并不曾正面出现，但我们不难感受到，皇上的喜怒决定着贾府的荣衰。试想元妃省亲之时，家父是何等的荣耀，但在道义上被皇帝否决之后（这一点不难从西*王在转达的皇帝旨意：“贾赦交通外官，依势凌弱，辜负朕恩，有忝祖德，着革去世职。”），家族很快便衰败了。岂止是贾府，社会上所有家庭都处在这样一个风雨飘摇的处境之中。这不难反映在人治社会中，财产权无法得到保护。反过来说，就是家庭需要法律与契约的保护梅因在其著作《古代法》中提到：”所有社会的进步运动，到目前为止，都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而从不*等到*等，从等级制度到*等契约，正体现契约精神即法治精神。从《红楼梦》中体现出的“家”的困境，到《万历十五年》中体现的“国”的困境，我们不难看出道德立家与立国的弊端。由此，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以依靠道德为主要途径来感化他人的道路上，而应该加强法制建设，利用法律进行社会管理，必将促进整个社会的发展。
前些日子笔者认真拜读了黄仁宇先生所著的《万历十五年》这本书，在刚看到书名的时候，自然而然我把《万历十五年》当作一本常规的历史书来读。但其实，真正读过了之后猛然发现这本书不只是一本历史书，更不仅仅只有这一种读法。
纵览本书，在万历十五年，这个春寒料峭的1587年里发生的林林总总，一切看似*淡无奇，却已为大明王朝的衰颓埋下了伏线。怠政*的万历皇帝、厉行却悲剧收场的张居正、尽心帷幄的首辅申时行、孤独的将领戚继光、清高矛盾的哲人李贽……某一年，某一人，这种切入笔法细微得很，但牵动全文的是一条张驰自如的线：牵出这高拱、郑贵妃、邹元标，牵出耕织伍旅、财贷制度、民德风俗，牵出官场的阴与阳，皇尊的欲和权。合上书后我鲜明地感受到这里边里承外合、互文相应的妙处。
此外，这本书最让我意外和印象深刻的有两点。第一是没想到历史书竟然可以这样写，作者取一个特定的年份，然后串起所有的事情，用一个人传记式的描述，串联展现一幅宏大的历史画卷。其次，在大家的思维中，总觉得王朝中皇帝最大，皇帝说了算；在任何一个组织中，第一把手说了算。但是这本书却告诉你了另外一种规则：一个组织一旦形成，同时也会形成一种独有的惯性。这种惯性力量很大，个人有时根本不能抗拒，甚至皇帝都不例外。因此，从一个组织的惯性就可以窥探一个组织的生死存亡。
所以说，这本书不是一个书斋学者所写出来的作品，而是融入了作者本人奇特经历和深刻感受的作品。在这样的作品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东西，心理学上的，政治学上，组织学上的，管理学上的，很多现象和道理都可以触类旁通。而这正是本书带给我们不一样的理解和体会。
我想，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读法，每一个人都能读出属于自己的《万历十五年》。
公元一五八七年没有弥赛亚的诞辰，没有先知的教诲，没有预兆变迁的星斗闪烁满天。有的，不过是一张张脸罢了，一张张疲惫地奔波于历史的定格之中的脸。
万历注定不是属于帝王的时代，这张脸谱中注定没有多少王权的神气。大明王朝注定只是封建史上的一个瞬息，而万历朝大约是合眼的前奏，毕竟紫禁城中休憩的已不再是一个雄心壮志的统治集团，这点，万历之前的嘉靖就感觉到了——万历同他一样早年登极，充满变革和振兴的希望，但这一些希望都随着自身年龄与矛盾的增长、深化渐渐瓦解。明孝宗（弘治）应当感到悲哀，因为他的子孙没能像他那样扭转祖宗留下的可怕局面。也正是因为如此，多事之朝才如同一出又一出的折子戏，留下那么多红红绿绿的角色。
惟独有个人不绘脸谱，单看他一眼就觉得有凛然之气扑面而来。他不是贡生，乡试出身，也不应是有权对别人吹胡子瞪眼的那一类，却绝对有憋着气唱大红脸的天赋。他叫海瑞，就是鼎鼎大名的海刚峰。如果出生在当今社会，他一定算是个勤奋的好少年，与此同时，又是无知的愤青。想要为萎靡的朝政打一剂强心针的他，若不是有打不死的勇气，怎么敢傲立于群臣之中？说他简朴，却又嚣张，普天之下，凡为仕者无不惧其威风；说他忠诚，却又不能扛顶风的旗，固执于毛皮小事之间。一个儒道的修行者，一个斋戒灵魂的素食者，他因为与尘世相触而不再是圣贤。这不仅是海瑞的不幸，更是明王朝的不幸。他以一种极端的方式舒展自己的政治才华——以博得帝王的信任。但嘉靖尚道，万历重情，他只能做一面没有人去照的镜子，被搁置三朝的老臣。
明朝没有李世民，没有长孙氏，宫廷中人人戴着面具。读《明史》我几乎没有抓到一个背影，但庆幸《万历十五年》让我勉强看见了一个海刚峰。几乎孤芳自赏的他，行走于浓妆艳抹的人群中，很干净。他死的时候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镜碎了，却没有人去补。
万历十五年，一五八七，明代的又一面镜子不在了。在一片景仰的声音中，海瑞那张不戴面具的脸成了永远的幻影。他的矛盾并不来自内心，而是与外界摩擦的结果。我不想假设他为那个时代的良心，或许他没有资格，李贽有，因为他忏悔过。
海瑞不会回头，他不知为何要忏悔，他要做信念，而不是心的殉道者。大明王朝合上眼的前一刻，他或许，是最后的那个愤怒的拳头。
脸？对，他的脸，不过是一张皮。皮下的，才是硬骨头。历史的脸谱是多端的，但油彩背后的，方是本原。一面能透过它的镜子，是不是很好？
自古以来，我国对官员的道德请求似乎远高于世界均匀程度，于是呈现了海瑞、焦裕禄这样的清官、好官；但同时，我国对官员的道德请求又远低于世界程度，于是“正龙拍虎”案件中的官员能够“助纣为虐”，撒下弥天大谎也不过是暂时免职，很快又会复出。《万历十五年》中解剖了海瑞这只“老鹰”（叫麻雀不太适宜），让我们看见了“泛道德”官员的窘境。
依据心理学，硬塞给人一个难以企及的目的，常常只会给他挫败感。同样，明初朱元璋开出的'寒酸薪水条，只能让官员集团寻求其他温饱途径，不扫除一些官员面对海瑞这样的“圣人官”，会高山仰止，身不能至、心向往之；但事实证明，大多数官员为了温饱“开戒”后，难免会想“既然贪了，剩下的只是几的问题”，从而变本加厉。从这一点上看，目前公务员远高于社会均匀程度的薪水，有一定理想意义。
在封建社会，官员的公德和私德简直完整一体，父母逝世，上级送来的不是抚慰和事假，而是为期3年的超凡不带薪假期“丁忧”，由于“求贤臣于孝子之门”。如今社会曾经进步很多，即便和父母打着官司——在古代可被称为“忤逆”，可能判杀头的——有才能的官员还是照常任职。“个人作风问题”一票否决官员升迁的时期也并未远去。正如黄仁宇评价海瑞那样，违犯了人的正常需求，培养出的当然只能是一批乖僻的人，这种乖僻也持续到了他判案之中。
官员的德行值得关注，但应该关注的是其中可能影响行政的局部。比方最常见也能力的“不道德”行为——扯谎。“吹嘘扯谎是道义上的沦亡，它势必引向政治上的沦亡。”列宁这样说。国外及港澳台等地的例子不胜枚举，如*在丑闻事情中的谎话，险些招致其被*下台。公民能够原谅总统有外遇，但决不容忍总统说谎——即便在总统的私事方面，你能够选择不答复，但也不能说谎。由于一个人在私事上说谎，也就可能在触及公共的事务上说谎，反观国内，有意无意说谎的官员真实太多了。
——《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20)份
本书是由历史学家黄仁宇所著，作者以其“大历史”观的视角从明朝万历年间的人物入手，从而提出了明朝最终走向衰弱的原因是依靠道德而非法治，因而不能在数目上管理国家的观点。
数目上管理国家意味着用更精细和更有组织的方法去管理。明朝的基础是广大的无法接受教育的农村阶层，可以说治理起来相当困难。因此道德可以通行于天下而取代周密的法制及先进的技术起到稳定社会的作用。
明朝洪武皇帝用服役的方法限制大地主的产生从而欲使整个社会出现*衡而不是发达的局面。从思想观念看，如果使尊重个性自由发展的观念变成“正统”思想那么“稳定”的'秩序就会被打破。而无限依赖“德治”就会产生庞大的文官集团，文官集团又会反过来增强对道德的依赖而忽略了各项制度的建设，从而导致**的无能和军事组织上的落后。
本书立意很高，但我国的汉唐盛世不也是“以德治国”么？何以证明明朝是这种“非法治”演变到极端进而灭亡的证据？历史现象纷繁复杂而耐人寻味，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一起探讨。
看一个时代的功过是非不能只从一个层面来看，应当从多角度来分析，当这些因素综合起来考虑时，才能客观公正地分析该时代的成败得失。从得失中总结出经验教训，不仅可以使我们有睿智的眼光得以自省，而且可以借鉴到日常的工作与生活上，使我们有个科学的指导思想帮助我们不断地调整思维状态。以史明志，以史鉴今，《万历十五年》就是这样一本值得我们反复多读的一本难能可贵的好书。
作者以万历十五年为名，展开话题论述了万历年间的诸多方面。万历十五年虽看似为**淡淡的一年，但这一年之后好多小细节的变化却掀起了巨大的时代波澜。历史的魅力不仅仅在于巨大成就的造就，还在于事物肇起之初处于酝酿中的有机结合和变化。作者从万历皇帝、首辅申时行、世间已无张居正等多个章节写了万历年间的各种风俗制度等。
首先，万历皇帝。1572年，不满10岁的万历皇帝即位了。多年的精心求学，万历的学*取得了很大的长进。万历小皇帝谨遵传统儒家思想观念，尊师敬长辈。首辅张居正是万历皇帝的左膀右臂，万历小皇帝的课业由他来把关教授，**众多的重要决策也是由他拍板定案。小皇帝对张居正充满了尊敬之情，对他精心敬业的奉献精神大加赞扬，并且把一些名贵的珠宝和进贡上来的物产赏给他，真是皇恩浩荡。幼年的万历皇帝对这种大臣的扶持百般地感谢，可是等到他成年后开始拥有自主的决策权时，他奋发图强地想做一代明君，想在自己的治理之下开创一个光辉灿烂的时代，可美好的愿望或者是蓝图总是事与愿违。当一个时代的轮轴运行到最后时，一些制度或者是陈腐的事物会成为这轮轴中的一些颗粒，阻止社会的进步发展。到了万历年间，整个朝廷成了一个运行缓慢的机器，大臣们为了自身的利益加于皇帝身上的义务越来越多，皇帝赤裸裸地成为上层阶级的代理人。这时，皇帝失去了高度的权利实行权。比如，在立储君一问题上，大臣与皇帝之间争执了很多年，最终以万历的沉默和消极抵抗使整个朝廷失去了励精图治的机缘。因此，一个时代需要高度集中的权力和治理权，或者有科学合理的**机构，有相应的法律规范来界定各种问题，才能在一定程度使上命顺利下达，保持**的工作效率，时代才会有快速的发展。
其次，世间已无张居正。张居正功过都不小。其功一面，在他辅政的期间，整个朝廷风*浪静，虽然也有暗涌翻浪，但相对来说还算太*。而且张居正精明干练，做出不少令人赞佩的政绩，实际地地惠及到了官民。其过的一面，在万历皇帝亲政期间，张居正为了达到自己的私利也好，或国家大局也好，张居正私下串通心腹大臣向万历皇帝上书，经过皇上的允许后，身为首辅的张居正就可以达到自己的政治主张。这一过程仿佛架空了万历皇帝的权利，张居正以自己的门生和同僚为棋子，根据自己的意愿间接地施政，而欺骗了皇上，这是欺君之罪。在张居正的生前，其一直是荣华富贵、万千宠爱于一身，并且由于惧怕张居正的权力威严，众多内存埋怨的官员都沉默下来，而等到张居正离世后，酝酿很久的口诛笔伐在短时间里爆发了。在事实面前，万历皇帝看清了自己与张居正之间的恩恩怨怨，并且将更多怨恨凌驾于恩情至上，坚决地清算了张居正各种过失。张居正在位期间，由于得到万历皇帝的信任，下领朝中重臣，上面君主，享受了无限的权力和富贵，但他并不能恪守儒家的伦理道德，而失去了标准的职业和道德操守，从而引火烧身。
再次，首辅申时行。作为张居正的继任者，申时行放弃了张的大刀阔斧式的改革，实行较为和缓地施政方针政策。他认为作为首辅，“他宁可被目为大和事佬，甚至被批评为牺牲原则的政客，但他坚持他调剂折衷的原则，他确实看透了国家为解决问题而设立文官，但国家的最大问题也就是文官。而奇怪的是，以张居正的精明练达，竟忽视了这样基本而简单的事实。”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申时行有成功之处。申时行在万历皇帝和朝中百官之间搭起了沟通的桥梁，当百官的意愿无法在皇帝面前通过时，一些牢骚只能发泄给首辅申时行。当万历皇帝要将意愿付诸实施时，百官以儒家伦理道德和先朝既定的规范为说辞阻止万历皇帝。
比如，在立储君一事上，百官拿出各朝各代的各种事例来劝解万历皇上，可是双方的均不退让使朝廷陷入了消极状态中，而申时行没有能及时化解这种症状，他应当为这种过失负责。申时行的和缓政策为其营造了*和的政治环境，比如张居正“把所有的文官摆在他个人的严格监视之下，并且凭个人的标准加以升迁或贬黜，因此严重地威胁了他们的安全感。”而“申时行对参劾过自己的官员概不追究，甚至还建议其中的几位官员晋级。”因此，申时行得以善终，而且退隐归乡后，大寿时仍受到万历皇帝的恩赐。
一个是不断成长的皇帝，当遇到施政的强大阻力后，消极地面对朝政。一个是大权在握，精明练达，却最终不得以善终的张居正。一个是处处努力地营造和缓的政治环境，以和事佬的身份而受众多百官的尊敬的申时行。从他们的性格、思想、政治方针政策等多个角度看出来，整个时代作用于他们身上的烙印，其身后所留下的诸多评论值得我们当下之人为之深思和学*。
申时行画像，下面这幅比较合乎我眼中的他——温和谦让，宽厚待人，上下游走，调济折衷，一派和事老的气象。所以我想，他应该脸上经常带着些笑意吧！
和张居正一样，申时行也是个聪明极了的人，当年以殿试第一名的成绩得中状元，随后在翰林院任职达十五年，官至侍读，并升转兵部及礼部侍郎，七个月后，即被命为大学士。
申时行也是张居正提拔上来的官员，但他并不是继张居正之后马上就担任首辅之人，可巧的是，张居正之后，内阁排在申时行前面的几个人不是老的老，就是病的病，死的死，很快，他就以排名最末轮到了首辅之职。
申时行和张居正的作派截然不同。张居正大刀阔斧敢想敢干，申时行步步谨慎以守为攻，张居正以个人威权凌驾于百官之上，申时行用手中职权调和文官们的“阴阳”之气，以作*衡。
申时行最大的功绩，据说是*息了张居正死后文官集团无休止的追索。这件事在我看来，是官场争斗的登峰造极之作，不妨看一看此书是怎么描绘的。
张居正去世以后，不断有人翻死人账，想要清算。申时行虽然是一介忠厚长者，但他是张居正提拔入阁的，和张的关系自然非常密切，于是有人想把屠刀举到申时行的头上，攻击渐渐展开——
首先，有人质问：张居正的四个儿子，三个得中进士，其中两个入翰林院，申时行身为当时的会试主试官之一，难道没有为讨好张居正而徇私舞弊？
这一质问没有动摇申时行的地位，于是下一步。有人建议：以后大学士的儿子一律不得参加会试。（申时行的长子申用懋躺枪）
再接着弹劾：礼部尚书**，用人办事都逢迎内阁旨意。（言外之意是首辅申时行专权跋扈）
这两次攻击依然无效，但他们却成功参劾礼部尚书徐学谟，徐被迫去职。（参劾者的表面理由是徐学谟在选择皇帝陵寝时没有广泛听取堪舆专家的意见，以至于没有选到一个真正的吉穴，这皇帝自然不高兴。但真正原因是，徐学谟是张居正的人，而他最*又把女儿嫁给了申时行的次子申用嘉。）
这种攻击被称为“去皮见骨”。攻击者常常从一些小事开始，使小事积累成大事，细微末节的局部问题转化为整个道德问题。在程序上讲，发展中的步伐则须前后衔接，第一步没有收到效果之前决不轻率采取第二步。而出场交锋的人物起先总是无名小卒，直到时机成熟才有大将出马。这种方式，大凡久在政治圈子里的人物均有此嗅觉，可以从青萍之末预测到大风暴的来临。
至此，看官您，有没有感觉到官场的血腥恐怖？
面对这些，申时行险些**，可大招还在后面哪。
接下来是所谓高启愚一案。
高启愚由于申时行的推荐，做了皇上的经筵讲官，官运亨通，来日做首辅也是极为可能之事，但此时忽然被检举，说他几年前主持应天府乡试时，出了一道题，“舜亦以命禹”，这话出自《论语》，意思是皇位应该给有德之人，大禹治水有功，舜就把位置禅让给了禹，后世也应效仿。
你高启愚那时候出这种题是什么意思呢？明显是在恭维张居正有神禹疏凿之功，是想让张取皇位而代之嘛！这一攻击正中皇帝心理要害，既阴险又毒辣。攻击者预料，高启愚是申时行提拔的，在这种严重罪状面前，申时行肯定要出面替高辩护，这样就可以顺水推舟把申时行搞垮了。
果然，申时行出而为高启愚辩护。于是攻击者按照原定部署参劾申时行，明朝有个规矩，官员被参，就得在家休息等着水落石出，于是申时行离职，二辅许国代理阁务。许国又为申时行辩护，也被参劾，同样在家听候处理。
只是攻击者绝然没想到，万历此时发挥了明君的作用。他把这种种迹象联系起来，明白了参劾者的真实用意。
为什么这帮人在高启愚当年出题时一声不吭，现在振振有辞？他们好几个组织者都是三辅王锡爵的门生，如果搞垮首辅申时行和二辅许国，就轮到三辅王锡爵上位了。可惜王锡爵明智而冷静，他不接受这样的拥戴，反而向万历上书说，首辅申时行”泊然处中，重国体，惜人才“。文官”阳“的一面发挥了作用。
于是申时行和许国都被挽留，攻击者只能作罢。
不过为了保持文官之间的*衡，继续鼓励监察官尽忠报国，对攻击首辅的人也不便过重处罚。万历过了几个月之后，把其中最激烈的几个官降三级，首先弹劾高启愚的御史被调往外省，而高启愚也被以”出题谬妄“的罪名，被褫夺文官身分和以前恩赐的祖先诰命。
至此，张居正余波全然告终。申时行保住了地位和皇帝的信任。
申时行深得万历的信任，大概有一点是，他很能替皇帝着想。因为国本之争，万历和百官有隔阂，心灰意冷，对上朝啊各种皇上该出*的礼仪活动啊都懒得去，一次不上朝，万历的理由是“脚痒”，而且颇费周折地解释了一下为什么脚痒，为什么脚痒不能上朝：因为*日心中火气过旺（都是这帮大臣不让我省心），就服用了一些凉药，可是凉药吃下去把火气压到了脚底板，所以脚就很痒，脚痒就得挠啊，一挠两挠三挠就挠破了，挠破了就不方便行走了，不方便行走了当然就没办法临朝啦！
申时行的做法呢，是顺着皇帝来：皇上说脚痒不能上朝，那肯定就是因为脚痒才不能上朝的。更应该庆幸的是，皇上竟然这么大费周章地细诉不能上朝的原因，这就不失为可喜的现象。这么说，皇上没什么大病，早朝和经筵不至于耽搁太长时间，好在新的讲官和展书官都已经派定，只要皇上能出*，经筵可以立即继续举行。如果皇帝觉得早朝太早起不来呢，我们不妨把早朝和经筵的时间稍稍推迟一下哦！这些，都是可以通融的。
瞧瞧，这么会替皇上着想，万历怎么会不喜欢他呢？但皇上和百官不对付，讨好一端，势必会得罪另一端。
比如有一次，大臣们上疏请求册立太子，申时行刚好休假不在，为了表示对他的尊敬，大臣们就把他的名字也写上去了，而且写在第一个，他是首辅嘛。结果当然是万历震怒，皇上生气的一个原因还在于*时听话的申时行也来捣乱。申时行听说这件事，就偷偷的自己上了个折子，告诉皇上：这事儿跟我没关系，我在休假，根本没人告诉我他们就把我名字写上去了。皇上怒气稍减。
可文官们不答应了：这不是我们文官集团的叛徒吗？于是把申时行辩解的折子也传抄出去，广而告之：瞧瞧瞧瞧啊，我们的顶头上司就是这么和大家伙儿不一心的！
于是，申时行得了一个“首鼠两端”的名声，申时行对此只能苦笑不语，他的心里话是：你们和皇帝的关系已经这么不好了，我这边和皇上搞好关系，不是还能稍微说得上话吗？你们逼着我一定和你们统一战线，谁还能在皇上和百官之间调济折衷呢？
就这样，申时行步履艰难地腾挪于万历和百官之间，直至最后被弹劾，不得不辞官回家。他家居二十三年，还写了一部《赐闲堂集》，活到八十岁去世。
王世贞对申时行的评价是“蕴藉不立崖异”，即胸中富有积蓄，但是不*悬崖，不树异帜。但他的温和谦让，也并没有让他置身事外，最终还是被卷入事端，被迫辞职。由此可见，温文尔雅地当官也不一定能保得周全啊，官场真是险恶。
其实不算认真看完，只是快速浏览。里面很多故事已经有所了解，因此对我来说更重要的其实是书末的“《万历十五年》和我的‘大’历史观”。说白了就是，把明朝这段历史置于世界大背景下，然后再把时间长度拉长到数百年，如此可以看出很多在微观上无法看到的东西。
对于当时中国的日渐衰落，以及中国目前遇到的困境，其实都可以归结到一个问题，那就是上学时候学了无数遍的“生产关系不符合生产力的发展”。
具体点说，什么民主 自 由 文明什么的，都是建立在一种东西之上，那就是“契约精神”，也就是“法治”的基础。这一点，有赖于商业的发展，翻过来又能促进商业的发展。这就是为什么目前国内都说“经济改革倒逼政治改革”。某种先进的生产关系在一开始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但到了瓶颈期，生产力的.继续发展就会受到限制，而这时，就会产生促进生产关系改革的呼声。
黄仁宇还谈到了市民阶层的重要性。不知中央大力推进城镇化的时候，有没有这方面的考量，如果有，那真的是有壮士断腕的勇气。联想到前段时间广东发生的事件，可以看出，“契约精神”的要求在南方是高于北方的，这既是南方商业发达的结果，也反过来促进了商业的发展。
要实现富强民主自由文明，首先得把北方的游牧气质和小农气质去掉，除了大力提倡发展经济外，如何改革上层管理模式也是今后面临的一大问题。
结识这本书，但这种偏学术的历史类作品对我这个历史渣渣很不友善，所以就搁置了。最*因为热播综艺节目一本好书，王劲松老师实力演绎万历一生，重又读起这本书。是为缘由。
毫无疑问本书是一本值得反复阅读的好书。作者客观公正的用大历史观的陈述方式叙述了明朝中这一段由细节入大局的历史。
全书以张居正申时行两位首辅讲政治，以海瑞讲经济，以戚继光讲军事，以李贽讲思想，以无关紧要的1587年为时间线，客观公正的陈述了本朝的历史及文官们的官僚政治，和对本朝后期发展的潜在影响，把当朝的全局状况以一种新的视角清晰的展现出来，读者可以清楚的了解当时的社会状况，并且通过读者晦涩的暗示理解后朝的发展及影响。
全书在每一段陈述中，以人和人心为主，用事和细节说理。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普通而又具备历史必然性的存在。例如在写戚继光的时候，先是描写他武治一等，文学造诣也极高，接着又描述他三个老婆可以被戚相瞒而彼此不相知，作者不表达观点，但一个真实立体多重角度观察的人物就出现在读者面前了。
全书读起来的感觉很爽，因为历史点非常多，感觉作者参照了很多很多历史文献，敬佩崇拜的同时又深刻的觉得自己了解的太少。可以感觉到作者涉猎之广，表达之深，值得反复阅读。
不过明朝的皇帝很多都很任性很奇怪啊，哈哈。
看到作者如回放一般点出一个个人物，一桩桩事件，一幅幅众生相，才惊觉原来已经看到结尾了。《万历十五年》阅读结束，但是意犹未尽。将李贽安排在最后，可以想见黄仁宇先生决定将大部分力气直接进行僵化凝固的思想体系的批判同时，也借助于现今哲学成就来评价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很可惜，作者最殚精竭虑的部分是我最难理解的地方。但是，将看不懂的地方放在那，也许时隔些年，我会有更深的`理解。
李贽这一章，我看到了黄仁宇先生最激烈的感情流露，所以我想这也是我阅读过程中碰撞最剧烈的地方。我们古代的哲学，至少是万历及以前的和汉朝罢黜百家之间，都无法跳脱儒家正统思想，但是跳脱不了却也难加以改进，使之能促进社会向前发展。从什么时候儒家思想对于时代已无指导作用，作者没有解答，统治集团求*衡倒是和儒家愈渐迂腐是互为因果的。非常喜欢结尾的一段，真个是掩卷叹息，**感慨。
“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丁亥次岁，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因此我们的故事只好在这里作悲剧性的结束。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展望一下明天，开启新的一本。
《万历十五年》，听到这本书的名字时，我并不明所以。直至略略地翻看了一下其中的内容，才得知这是关于明神宗在位期间的故事，在这位长达28年不上朝的皇帝朱翊钧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深感好奇。
正如本书的原英文名《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万历皇帝所在位的第15年，也就是1587年，不过是一个**无奇的年份，全书也讲述的是关于万历皇帝在位期间发生的一些似有似无的小事。但在读完全书之后，我才模模糊糊的明白，作者想要给我们传递的是他心中大历史观的意义所在本书的重要人物明神宗，明朝的第13位皇帝，九岁即位，在位48年，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他的一生，并不像我们想象中的那么荒诞无度。事实上，在他的老师张居正的辅佐和母亲严厉的教导下，这位年轻的皇帝，在最初的十几年，开创了"万历中兴"的局面。对一个皇帝来说，这是极值得称赞，也是最能够体现他励精图治，一心为国的本质。只是后来随着年岁的增长，老师张居正的去世，母亲的松于干涉，让他的性格从优柔寡断变得强硬乖张，国本之争之后便倦于朝政，深居内宫。于是在他的从政历史之中，让人惊艳的并不是他所一度开创的太*盛世，反倒是那将*30年未入朝的举动成为他的标识。而本书的其他人物，就如同作者在书中所说：“最后的结果都是无风上颚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
初读时，我便感到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十分悲剧的，但这种悲剧却并不令人出乎意料。也许是在一些小事上面体现的，我认为万历皇帝性格的演变，对待事情的态度和大明王朝自此之后的发展，都是有因可循的。而在读过两则附录和《万历十五年》和《我的"大"历史观》后，我似乎又陷入了更深一层的思考。
就如之前所说，万历皇帝性格的变化，是因为他遇见了精神上的爱人—郑氏。而少年时期的勤于政事，在老师张居正离开后，也变化成为了成年时期的反叛惰政。而究其原因，也是因为大明王朝刻板的政治制度，不懂得变通创新，看似皇权高度集中的背后，实则是文官集团对皇帝无尽的质押。万人之上的明神宗，在内主持了著名的万历三大征，对外扩张了本国的领土，巩固了国家的统治，却没有能力，将自己喜爱的儿子立为太子。无论是命令还是央求，最终都抵不过文官集团的反对。即便是以28年不上朝作为无声的反抗，也没能改变文官集团最终的决定。一朝皇帝如此，百官*民更是如此。无论是清正廉洁的张居正，还是孤独的将领戚继光，都没有理想中完美的结局。然而在当时，经济社会还是有很大的发展，人民的生活也有所提高。谁也没有想到这无关紧要的一切，竟然会加速大明王朝的衰亡。将眼界放的更远，放到历史之中，就会发现这**无奇的一年，实则暗藏了许多玄机，并且为明朝之后的发展，下了不可扭转的一棋，直接决定了明王朝的必然灭亡。
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丁亥次岁，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至此，作者想要表达的大历史观，毫无保留的展现在我们面前。他说，历史学家检讨过去的错误，作以将来的警戒。也许很多事，就如在中华上下5000年之中的万历15年一般，实在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然而，这年间发生故事的背后，却隐藏着导致一个王朝灭亡的巨大危机。而这巨大的危机也正是那些，在当时看起来毫无用处的小事，一个个所堆积形成。
这其中的道理，于国家而言，便是汲取其中的教训，制定出修改的方案。于我们而言，便是不要轻视遗漏生活中那些容易被忽略的小事，那些，也许将来能够扭转你一生的"小事"。我想这便是《万历十五年》给我留下的道理。
之前觉得张居正、申时行的差异在于与文官集团打交道的方式，现在觉得不太准确，应该是在皇帝这一政治个体与文官集团的政治团体之间的处事方式不同。
通过万历的叔祖正德皇帝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帝国的*稳运行不仅在于文官之间的*衡、和谐，还要关照皇帝与制度（即文官集团）之间的关系。正德皇帝跳脱的个性不允许他仅仅作为一个权力的象征配合制度运行，大学士在政治上的无能导致皇帝和文官集团的对抗状态，以致政体的瘫痪。
而万历皇帝有着和正德相似的个性，他有大展身手复兴帝国的愿望，而同时，这与文官们的期望往往相互背离。作为文官之首、皇帝的顾问，大学士的处事手段就显得极为重要。
张居正对皇帝和文官同时使用霹雳手段，以自己的影响力同时强行驱策两方力量，结果是死后两方共同进行的反抗。而申时行则是另一个极端，同样是不偏袒，他想在两边都做好人，让两方都觉得和自己是一伙的，这样在解决问题时自己在双方都有一定的说服力、影响力。
然而对于一般的问题，他可以“处心积虑不动声色在幕后解决问题”，而且从黄河治理的例子中可以看到申时行处事心细如发以及这一方式在效率和人事稳定上的优越性。但是，一旦面临立储这样关乎文官生存、皇帝基本权利的大事上，在两方都想做好人的结果就是都做不成好人。作者：张静怡
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黄仁宇
黄仁宇所写的《万历十五年》与以往我读过的所有历史类书籍都不大相同。“公元1587年，在中国为明万历十五年，论干支则为丁亥，属猪。当日四海升*，全年并无大事可叙……在历史上，万历十五年实为**淡淡的一年。”他先以万历十五年这个“**淡淡”的一年讲起，一开篇就给读者留了一个悬念：既然**淡淡，那为什么还要用一本书来写呢？这问题的背后是作者想展现出来的野心。用吴晓波的话说，就是“你即便在大海的任何一个角落舀起一杯水，我都能告诉你整个大海的秘密。”
黄仁宇从僵硬的中国历史身躯中取出一小段，在现代的显微镜下细致观摩。
我读完这本书便发现，万历十五年“隐瞒”了太多太多的故事。统治者万历皇帝，大学士申时行、首辅张居正、模范官僚海瑞、自由派知识分子李贽、抗倭英雄戚继光等，这些人物时间交叉往复，人物彼此之间也发生某些联系。通过人物我发现了一些秘密，这就是我开篇所引用的话的.具体体现。
我还发现万历十五年虽是*淡的一年，似乎没有发生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实际上，从这年起，王朝的覆灭已经不可避免了。或者不应该这么说，应该说王朝的覆灭已经注定了，而只是从那时起，端倪更明显罢了。
黄仁宇是以这么一段话结束他的作品的：“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丁亥次岁，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
不得不说，黄仁宇以一个“大历史视野”去看历史，使得他的书在同类书籍内脱颖而出。不过，虽说黄仁宇的这本《万历十五年》占据历史类书籍销售榜首二十年，但在当时黄仁宇写出这本书后，被一些史学家说不够严谨，黄仁宇本人却有点得意地写道：“不时有人说及，黄仁宇著书缺乏历史的严肃性，他们没有想到，我经过一段时间奋斗才摒除了所谓严肃性。”
《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作者是黄仁宇，是一本历史学著作。
选取了明朝万历十五年（1587年）作为考察切入点，运用历史小说的叙事模式和传记体式的章节，通过对关键历史人物悲惨命运的描述，探析了晚明帝国走向衰落的深刻原因。
书中以万历皇帝、申时行、张居正、僚海瑞、戚继光、李贽等人之间的关系矛盾。
《万历十五年》以1587年为关节点，在历史的脉络中延伸，从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的历史大事与人物着手，记叙了明朝中晚期的种种社会矛盾和开始走向衰败的迹象。作者指出，“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其间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正是从这些细枝末节的中，作者认识到，万历十五年是明朝甚至是整个中国封建社会走向灭亡的'转折点，是历史的关节点。
在第一章“万历皇帝”中，作者以万历皇帝的角度，描述了身为君主的种种限制与无奈，从深层角度分析了其消极怠政的原因及其逐渐消极反抗的过程。作者从万历皇帝的角度展开分析，剖析其怠政的原因，站在万历皇帝的视角，让读者看到了一个较为真实的、不一样的皇帝，使读者对万历皇帝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使得万历皇帝这一形象生动而丰满，更对其昏庸的印象多了一份理解与同情。
前几日在书屋看到有人批判黄仁宇，因此兴起重读《万历十五年》之念，这几日读了两篇——《万历皇帝》、《首辅申时行》，一时有感，记录下来。
一、人的阴阳
这两篇中着重讲了三个人：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张居正身为帝师、首辅，励精图治，整顿乾坤，在他的治理下明渐有中兴气象，对万历皇帝乃至整个皇室以道德标准苛责严求，但为推行自己政策时任用私人，排除异己，并且生活奢侈，收受阿谀贿赂。在他一手遮天之下，年少的万历视张居正为圣，言听计从，但随着万历的长大，张居正的逝去，皇帝逐渐看清了张居正的阴阳两面，失望之余，张居正被抄家褫职，子孙充军的充军，收监的收监，而此后万历渐渐认请了文官的两面性，隐居深宫，形成中国历史上一大“奇观”——皇帝消极怠工，十年不见大臣。继任的首辅申时行也十分清楚地看到了文官的私欲与理想，企图“实事求是”地做到“不肖者犹知忌惮，而贤者有所依归”，而“蕴藉不立崖异”，调和阴阳，结果却是心力憔瘁，无功而退。
其实每个人都会有阴阳两面，只是有人不愿审视内心，不肯承认内心中的“阴”，而借“阳”来苛责他人，而苛责他人的结果一方面可能会给社会群体带来一定的益处，因而也给人以正义之感，而另一方面却也在满足着自己的私欲。很多时候，他也知道自己的私欲，但不愿也没有勇气去承认，并且竭力借正义之名掩盖着私欲，因而在用道德管制和指责别人的时候显得理直气壮。另一种人要显得真诚得多，他们也有私欲，但对自己有着道德的标准，当私欲不自觉地流露出来，被人指责时，没有勇气去承认，下意识地为自己寻找理由，自己欺骗着自己，为了自己的形象，竭力为自己辩护，并且也竭力让自己符合理想的道德形象，慢慢地也就确信自己就是没有私欲的道德坚守者（这种人就像被万历认为“讪君诂直”的邹元标）。
两种人都不敢正视自己，当然真诚地严格地审视自己内心是很难的.，不是每一个人都是鲁迅、卢梭。
前者有些可怜，乃至可鄙。后者可敬，但迷失自己，并苦不堪言。
二、申时行的委屈
万历皇帝因喜欢三子常洛，而想立其为太子，但因废长立幼遭到众大臣的反对，无奈之余，只得宣布一年后考虑此事，但后又节外生枝，拒绝立储。众大臣联名上奏请万历收回成命。这一大规模的**引起龙心赫然震怒。
申时行当时在病中，内阁大学士的联名上呈请，由二辅许国执笔，但这份奏章仍由申时行领衔。当其得知皇帝的反应后，立即上一份揭贴，说明内阁的联名奏章虽然列上他的名字，事先却未与闻。皇帝回批感谢申先生对他的忠爱之忱。但这揭贴被二辅许国截获，内容也因此在文官中传遍。
于是申时行遭到严厉的弹劾，说他“遁其词以卖友，秘其语以误君。阳附群众请立之议，阴缓其事以为内交之计”。万历皇帝一开始处罚了这个上奏者，但后继者如火如荼，不可遏止，一个接着一个递上了参劾申时行的本章。申时行无法抵御这些道德上的控诉，他的威信已经扫地以尽，他除了辞职以外再无无他可供选择。
从那些文官的思考角度来讲，申时行确实存在的道德的问题。
但，换一个角度来思考，申时行可有委屈？我们来揣测一下申时行的行为的动机。
我们以那些文官的话为真实的，申时行事先知道他们的联名上奏，并同意了领衔签名。我们可否作这样的猜测，他确实认为那些文官的意见是对的，万历应该尽快立储，所以有以上行为。但当他知道皇帝的态度后意识到这事的严重性，可能会带来朝廷大批官员的裁撤。大家知道皇帝震怒的后果的。而且由于他们的联名上奏，任何官员的劝谏都不会获得皇帝的信任，因为他已经把他们都视为敌人。要能进行有效的劝阻，必须劝阻者是皇帝信服的人。而申时行是最佳人选。因为他是皇帝的蒙师，即使他身为首辅，也规划着皇帝的就读和经筵。皇帝总是称他为“先生”，而不是“卿”，而且每个月都有钦赐礼物给他。万历皇帝还打算授予申时行以太师这文官的最高的职衔，只是申时行辞不领衔而已。这样如果申时行能跳出事外，作为旁观者对万历劝谏，消除万历心中的怒火，减缓联名上奏带来的皇帝的反弹，那对朝廷的安定无疑是很有益的。
我们知道，在一个人暴怒的时候，另一方固执己见，以强硬的态度对抗到底，其结果往往是火上加油。同样申时行如果站在同僚一边，和皇帝对抗，那么孤立无援的皇帝很有可能更加愤慨，进而一意孤行，以强硬的手段实现自己的意图。到那时，朝廷就可能一片混乱，皇帝的任性和暴戾有无数的史实可以证明。
后来的结果证明了这一点，那个首先发难的官员被降级外调，进而又加重处罚被削职为民，二辅许国也“回籍调养”。立储之事也僵持着。这样的结果大概是首辅申时行的无奈辞职多多少少使得皇帝有些泄气，所以才只惩治的首犯，不然皇帝在怒火冲天时任性带来的后果不会如此简单了事。
但申时行的妥协没有得到同僚的理解，在道德的批判下他只能辞职，虽然万历也曾挽留。因为他的威信已扫地以尽，无法作为首辅领导百官了。
申时行一番苦心却得如此结果，其心中之苦又有几人能知？
一直以来，我就对中国历史特别感兴趣，尤其是中国古代史。通过文字记载，你可以深深地感受到古今的差距。但有一样东西是贯穿古今中外的，就是人的智慧。古代有令人惊叹不已的各种手工艺，现代有叹为观止的高新技术，这都是人的智慧的结晶。而人的智慧也体现在治国理政上，尤其是帝王。“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一句话就很明显地道出了历史的重要性。
《万历十五年》这本书是我在阅读了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对明朝的历史产生了很大的兴趣，进而阅读了一点明朝的历史著作。明代的皇帝，除了世人比较熟悉的朱元璋和朱棣以外，其他的了解的并不算多。对于明朝，总体的`印象就是皇帝比较荒唐，宦官比较势大。看了这本书后，我对历史人物形象有了很大的改观。无论是哪一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除了官方定位，也有属于自己的人生。他们并不是教科书上描写的那么不堪，或那么完美，但他们也是有血有肉的人，是历史巨轮下的拼搏者。
统观万历十五年这本书，是采取传记体铺叙方式展开了对明朝万历年间的六位重要历史人物故事的描述，全书共讲述了六个人物——一个皇帝（万历）、两任元辅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一个模范官僚（海瑞）、一个杰出孤独的将领（戚继光）、一个自相冲突的哲学家李贽。这些人物都个性鲜明，作者之所以以他们为故事主线，大概也是因为他们在明朝历史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然而，他们在历史长河中又显得是那么渺小，在时代面前他们都是芸芸众生，自身的命运从一开始就被限定了发展轨道，他们试图打破它，却发现到头来一场空，因为所有人都被时代裹挟着前行。
万历皇帝表面上看是那个时代的中心，是那段历史的主宰者，因为他有高高在上的皇权，然而事实上，他是最可怜的人，他所处的时代是文官集团势力庞大的时代，他所处的时代是思想受程朱理学深刻影响的时代，所以他有“人欲”则不达，一是受文官集团势力的牵制，二是受他内心思想的羁绊。他从小所有的教育与文官集团集体认同的道德标准如出一辙，这些从始至终束缚着他。他试图打破这个无形的牢笼，以至于在张居正死后要那般绝情的清算他，但最后这种种在后人看来竟像个孩子打翻瓶瓶罐罐撒撒气而已，这种报复行为对于他自身获得真正的自由没有任何裨益。身为皇帝又怎样，时代决定了他的命运。
张居正想要中兴明朝，整顿税收，大权独揽时尚能推动少量地区执行，却触动了文官集团的利益。所以他一死，所有改革全部恢复原样，自己也身败名裂。
申时行吸取了张居正的教训，不再强力推动，改成和稀泥，努力在协调各方利益的情况下做好事情，却只是小修小补，还被文官集团骂道德不够。
海瑞选择相信德，过的一贫如洗。但受时代所限，他判案仍然是根据德，而非法律。同时他太扎眼，为整个文官集团所不容。
戚继光非常现实，从小兵用的武器、战术，到治军方略，战略战术，都按照实际情况来。该送礼送礼，该送美女送美女。即使这样，在他的靠山张居正倒台后，他也被迅速罢官。
李贽的悲剧，不在于最后的自杀，而在于他从来没有圆融一体，自身思想前后矛盾。他希望能弥合文官集团的私欲和道德，这几乎不可能。
《万历十五年》里的每个人，就这样在激荡和反抗中走完了一声，迎来最终的大失败。最后，从作者的大历史观得出结论：1587年，即万历十五年，表面上无事可记，然而四海升*的表面之下，千年帝国崩溃的隐患早已埋下。书中所述的人物都是悲剧性结局（皇帝也不例外），故万历十五年的历史，也是失败的历史！其著作主旨在书中末段提出：“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
《万历十五年》这本书可以说为我打开了一个全新的视野，从简单的、看似毫不相干历史事件多角度分析了整个明朝社会所遭遇的空前危机，引起人的深思。
看一个时代的功过是非不能只从一个层面来看，应当从多角度来分析，当这些因素综合起来考虑时，才能客观公正地分析该时代的成败得失。从得失中总结出经验教训，不仅可以使我们有睿智的眼光得以自省，而且可以借鉴到日常的工作与生活上，使我们有个科学的指导思想帮助我们不断地调整思维状态。以史明志，以史鉴今，《万历十五年》就是这样一本值得我们反复多读的一本难能可贵的好书。
作者以万历十五年为名，展开话题论述了万历年间的诸多方面。万历十五年虽看似为**淡淡的一年，但这一年之后好多小细节的变化却掀起了巨大的时代波澜。历史的魅力不仅仅在于巨大成就的造就，还在于事物肇起之初处于酝酿中的有机结合和变化。作者从万历皇帝、首辅申时行、世间已无张居正等多个章节写了万历年间的各种风俗制度等。
首先，万历皇帝。1572年，不满10岁的万历皇帝即位了。多年的精心求学，万历的学*取得了很大的长进。万历小皇帝谨遵传统儒家思想观念，尊师敬长辈。首辅张居正是万历皇帝的左膀右臂，万历小皇帝的课业由他来把关教授，**众多的重要决策也是由他拍板定案。小皇帝对张居正充满了尊敬之情，对他精心敬业的奉献精神大加赞扬，并且把一些名贵的珠宝和进贡上来的'物产赏给他，真是皇恩浩荡。幼年的万历皇帝对这种大臣的扶持百般地感谢，可是等到他成年后开始拥有自主的决策权时，他奋发图强地想做一代明君，想在自己的治理之下开创一个光辉灿烂的时代，可美好的愿望或者是蓝图总是事与愿违。当一个时代的轮轴运行到最后时，一些制度或者是陈腐的事物会成为这轮轴中的一些颗粒，阻止社会的进步发展。到了万历年间，整个朝廷成了一个运行缓慢的机器，大臣们为了自身的利益加于皇帝身上的义务越来越多，皇帝赤裸裸地成为上层阶级的代理人。这时，皇帝失去了高度的权利实行权。比如，在立储君一问题上，大臣与皇帝之间争执了很多年，最终以万历的沉默和消极抵抗使整个朝廷失去了励精图治的机缘。因此，一个时代需要高度集中的权力和治理权，或者有科学合理的**机构，有相应的法律规范来界定各种问题，才能在一定程度使上命顺利下达，保持**的工作效率，时代才会有快速的发展。
——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通用10篇
自汉代儒家思想上升成为意识形态之后，庞大的帝国所赖以维持秩序的是孔孟之道。但孔夫子的道德是抽象的准则，真正在人与人之间起实际润滑作用的是”礼”，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礼”保证了整个社会的运行秩序。 “我们这个庞大的帝国，在本质上无非是数不清的农村合并成的一个集合体，礼仪和道德代替了法律，对于违法的行为作掩饰则被认为忠厚识大体。各个机构之间的联系，从来也没有可资遵守的成文条例。”
经过宋代程朱理学的发展，儒学到了明代已经越发保守僵化。作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它渗透了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无形地统治着这个社会。万历年间所面临的问题在于：作为封建帝国的最高统治者，皇帝的绝对权力无形中被各种各样繁琐的礼制规定抵消了，一方面，要实行有效的统治，就必须以儒家礼 教作为法理基础，另一方面，对儒家礼教的任何背离、突破和改变，势必遭遇到强大的抵制，其中大部分抵制是潜在的、无形的，如废长立幼、修建皇陵等问题。
万历皇帝曾力图励精图治，希望通过努力实践”礼”来增强文官集团乃至全体人民对经典道德的信心，但当他经过张居正以及选太子的风波之后，他彻底看穿了所有人的“阴阳”两面。这时他自己首先对这套道德体制丧失了信心。他对管理国家事务的消极抵抗是是针对这一整套道德体系。
此时，道德和”礼”已经发展到相当畸形的地步。表面上官方倡导的道德原则与人们的实际行为已经严重脱节，“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至其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写作本书的目的，也重在说明这一看法。”
究其原因就在于：在儒家的观念里，根本没有私德和公德之分。“修身齐家治国*天下”，即把个人品德作为治理国家的前提，治国如治家。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
因此，儒家的以德治国是典型的人治。儒家要求一个人必须具有完美的道德人格，然后才能从事治理国家的工作，即所谓“内圣外王”。其荒谬性并不在于不切实际的乌托邦性，而在于其不承认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完全是不同性质的领域。把二者等同起来，即把政治道德化，这就使国家有权干涉私人生活，个人 自由因此荡然无存。我国**后的诸多悲剧，恐怕也与此不无关系。
决定一个人命运的，不是法律判决，而是道德判决的力量。或者说，道德判决具有比法律更高一等的效力。因此政治的斗争往往在形式上转化为道德之争。由于道德的衡量标准又是一套固定的礼仪，于是道德之争又从礼仪之争开始。“本朝的制度，应当说是不能听任这种党争发展的。我们的司法制度极为简单，缺 乏判决争端的根据。即使是技术上的问题送交御前请求决定，也要翻译成为道德问题，以至善或极恶的名义作出断语。”“大小臣僚期望他以自己的德行而不是权力对国家作出贡献。但是德行意味着什么呢？……所谓德行大部分体现于各种礼仪之中。”
由于对人的一切评价最终被归结到道德问题，人们就不得不生活在虚伪的面具下，所有人都隐瞒私欲，表现出一副道德高尚的面目，然而私欲并非所能压制了的，相反它作为”阴”的一面更加膨胀。从而加深了每个人“阴阳”两面的分化。表面一套，实际一套，所有人都显示出犬儒主义的姿态，追求道德是人人挂在嘴上的口号，私下里大家都彼此心照不宣。偶尔出上一个清官——老百姓让他名垂千古。大家都怀着高山仰止的崇敬之情仰望海瑞，然而谁也不肯去做海瑞，这 就是中国从古至今政界的现状，也是整个社会状况的缩影。仁义道德是件漂亮的衣服，穿上它，然后好做苟且之事。
我还是觉得，儒家的道德力量在人们信仰它的时候是非常强大的，毕竟从古至今，杀身成仁的例子不胜枚举。但当文官集团的所有人以及下层民众再也不再相信道德时，**的统治就岌岌可危。随着形势恶化，人们不再对道德和”礼”抱有丝毫信心，连接在上层文官集团和下层成千上万的农民之间的锁链变得松 动不堪。战乱四起，王朝更迭的序幕开始了。
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到底要到什么时候，苦难的中华民族才能摆脱这巨大的惯性，真正腾飞起来呢？
周末，天气苍白，发霉的心情，觉得该出去晒晒太阳了,和好友一起到书店，买了本中华书局出版的《万历十五年》，一口气看了半本。万历十五年，亦即公元1587年，在西欧历史上为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而在中国，在这**淡淡的一年中，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
万历十五年，没有人能拯救朝政的腐败。高拱，张居正，海瑞，申时行，直到最后的自以为明君的崇祯皇帝，在整体制度体制的腐败下，中华民族也迎来的自己的文化危机。资本主义的萌芽很难兴起，传统的力量依旧强大。在全球化城市化的今天，中国人如何在没有皇帝的情况下，继续保持以德治国的传统，如何保持以孝道为核心的中国式价值观呢?这是《万历十五年》一书中思考的问题，也在现实中不断激荡着无数中华赤子的心胸。
这一段时间，国学兴起，伴随着百家讲坛的推波助澜，传统文化复兴的势头似乎一浪高过一浪。国学、历史类图书开始盛行街面。易中天品三国，于丹说论语，王立群讲史记，汉武大帝，明朝那些事儿，讲座，电视剧，小说，历史以各种形式体裁不断出现。国学兴旺，历史重温，文化复兴，这是好事。我们小时候，四书五经，史记汉书，都是稀松荒疏的很。这些书对我来说都是*几年开始恶补的，感觉也只是走马观花，粗略浏览，很难记住了。
为什么小时候没有早早把它们看过呢?追究其中原因，除了七八十年代的消费问题外，更多的是教育界的不重视，我辈只是从语文书的枝节中记住了星星点点的古籍名句。中国的古籍、历史是我们民族的财富，是我们文化的载体。经史子集，诸子百家，里面名言哲理多多，但是，这些财富却在很长时间内不受重视，甚至发生断层。
有时候阅读古籍，真的.有种韩愈《石鼓歌》中的痛苦。看了些古籍，我个人觉得，五千年的文化积累，既有精华智慧，也有糟粕垃圾。不能丢弃自己民族的根本，也绝对不能一窝蜂的去全部接受。学*的原则，根本的方法，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比方说，孝顺，古代人讲究孝顺，今天也要讲究孝顺。对于老人的孝顺，什么时候能过时呢?区别只是里面的度而已。但三纲五常放在今天就过时了。这就要整理。像今天做媳妇的很少能孝敬公婆的，好媳妇越来越少的情况下，是不是也要进行一下传统文化的教育培养呢，必须的。四书五经中很多言论，像一些礼节的规定，到今天已是陈规陋*，肯定要废除，但如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学而时*之，士不能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也...到今天还是不过时的。
今天的社会，国家依然存在很多的问题，体制问题，医疗教育问题，贪污问题，很多人麻木，很多人按部就班，很多人在扯淡。继承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学*国外先进的科技，求真务实，不说大话，虚心进取，励志创新，在中西文化的交汇下，产生我们新的文化。它即不同于传统，又不是西方照搬，而是一个自信自强开放创新的新的文化。这文化，产生于对体制的不断改革中，产生于对问题的不断解决中，或许，这是中国文化未来发展的方向。
《万历十五年》是一本好书，它让我思考如此之多，我们学*西方的不只是枪炮，还有思想，但我们传统的思想又如何放置呢?还在思考中。
自汉代儒家思想上升成为意识形态之后，庞大的帝国所赖以维持秩序的是孔孟之道。但孔夫子的道德是抽象的准则，真正在人与人之间起实际润滑作用的是”礼”，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礼”保证了整个社会的运行秩序。 “我们这个庞大的帝国，在本质上无非是数不清的农村合并成的一个集合体，礼仪和道德代替了法律，对于违法的行为作掩饰则被认为忠厚识大体。各个机构之间的联系，从来也没有可资遵守的成文条例。”
经过宋代程朱理学的发展，儒学到了明代已经越发保守僵化。作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它渗透了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无形地统治着这个社会。万历年间所面临的问题在于：作为封建帝国的最高统治者，皇帝的绝对权力无形中被各种各样繁琐的礼制规定抵消了，一方面，要实行有效的统治，就必须以儒家礼 教作为法理基础，另一方面，对儒家礼教的'任何背离、突破和改变，势必遭遇到强大的抵制，其中大部分抵制是潜在的、无形的，如废长立幼、修建皇陵等问题。
万历皇帝曾力图励精图治，希望通过努力实践”礼”来增强文官集团乃至全体人民对经典道德的信心，但当他经过张居正以及选太子的风波之后，他彻底看穿了所有人的“阴阳”两面。这时他自己首先对这套道德体制丧失了信心。他对管理国家事务的消极抵抗是是针对这一整套道德体系。
此时，道德和”礼”已经发展到相当畸形的地步。表面上官方倡导的道德原则与人们的实际行为已经严重脱节，“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至其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写作本书的目的，也重在说明这一看法。”
究其原因就在于：在儒家的观念里，根本没有私德和公德之分。“修身齐家治国*天下”，即把个人品德作为治理国家的前提，治国如治家。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
因此，儒家的以德治国是典型的人治。儒家要求一个人必须具有完美的道德人格，然后才能从事治理国家的工作，即所谓“内圣外王”。其荒谬性并不在于不切实际的乌托邦性，而在于其不承认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完全是不同性质的领域。把二者等同起来，即把政治道德化，这就使国家有权干涉私人生活，个人 自由因此荡然无存。我国**后的诸多悲剧，恐怕也与此不无关系。
决定一个人命运的，不是法律判决，而是道德判决的力量。或者说，道德判决具有比法律更高一等的效力。因此政治斗争往往在形式上转化为道德之争。由于道德的衡量标准又是一套固定的礼仪，于是道德之争又从礼仪之争开始。“本朝的制度，应当说是不能听任这种党争发展的。我们的司法制度极为简单，缺 乏判决争端的根据。即使是技术上的问题送交御前请求决定，也要翻译成为道德问题，以至善或极恶的名义作出断语。”“大小臣僚期望他以自己的德行而不是权力对国家作出贡献。但是德行意味着什么呢？……所谓德行大部分体现于各种礼仪之中。”
由于对人的一切评价最终被归结到道德问题，人们就不得不生活在虚伪的面具下，所有人都隐瞒私欲，表现出一副道德高尚的面目，然而私欲并非所能压制了的，相反它作为”阴”的一面更加膨胀。从而加深了每个人“阴阳”两面的分化。表面一套，实际一套，所有人都显示出犬儒主义的姿态，追求道德是人人挂在嘴上的口号，私下里大家都彼此心照不宣。偶尔出上一个清官——老百姓让他名垂千古。大家都怀着高山仰止的崇敬之情仰望海瑞，然而谁也不肯去做海瑞，这 就是中国从古至今政界的现状，也是整个社会状况的缩影。仁义道德是件漂亮的衣服，穿上它，然后好做苟且之事。
我还是觉得，儒家的道德力量在人们信仰它的时候是非常强大的，毕竟从古至今，杀身成仁的例子不胜枚举。但当文官集团的所有人以及下层民众再也不再相信道德时，**的统治就岌岌可危。随着形势恶化，人们不再对道德和”礼”抱有丝毫信心，连接在上层文官集团和下层成千上万的农民之间的锁链变得松 动不堪。战乱四起，王朝更迭的序幕开始了。
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到底要到什么时候，苦难的中华民族才能摆脱这巨大的惯性，真正腾飞起来呢？
读完此书已有一段时间，一直想分享些自己的体会，却一直不知如何下笔。
1587年，为万历十五年，从传统观点来看，并无大事可叙，但黄老却从发生在此间一件件极其微小的事件，窥见了蕴含其中明代的大历史走向，见微知著，一叶知秋......
以人物为主线，从其间我们看到了不一样，少年意气风发万历皇帝；朝堂之上与庙堂之下判若两人的时代大改革家张居正；忧患为国却性格优寡的首辅申时行；抑有脾气古怪却刚直不阿的清官海瑞。从中了解了人物的两面，历史的多面，在人物性格与其仕途沉浮之间去感受一个时代的风云动荡与发展趋向，无论哪个时期，都没有完人，但却有一个正当时可以改变历史走向之人，此人必定遭受众多议论，但毫无疑问的是，他必定会在青史之上留名，成为一个时代的标志，身处其中，名留其外。
大历史观，无外乎站在一个长隧道之外以一个大的观感去看待历史，不拘小节，着重对历史趋势的研究与探索。掌握此方法，可以避免许多研究上的不必要的多余杂质，从而更加清楚的明白历史研究的目标与任务。
总而观之，以大观小，读史明智，成王败寇，如是而已......
《万历十五年》是由美籍华人学者黄仁宇写的一本好书，自1979年首次在美国出版后广受好评。*日，通过拜读此书，深受启发。
黄仁宇先生选取了1587年前后发生的几件小事，简单扼要的提出了“大历史观”。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其间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
全书共讲述了六个人物——一个皇帝（万历）、两任元辅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一个模范官僚（海瑞）、一个杰出孤独的将领（戚继光）、一个自相冲突的哲学家李贽。最后，从作者的大历史观得出结论：1587年，即万历十五年，表面上无事可记，然而四海升*的表面之下，千年帝国崩溃的隐患早已埋下。书中所述的人物都是悲剧性结局（皇帝也不例外），故万历十五年的历史，也是失败的历史！其著作主旨在书中末段提出：“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
万历年间，大明王朝歌舞升*，一切看起来欣欣向荣，然而，一切却显得十分无序，各种潜规则盛行。张居正的改革被完全废止，本人在死后也遭受株连，整个文官集团出于自身考虑完全不顾国家、人民，绑架整个社会意志谋取集团利益，连戚继光这样的武将也为了自保而不得不接受潜规则。可以说，大明帝国精英群体身处在这种固若金汤的传统和潜规则之中，或如履薄冰，或飞蛾扑火，或大声疾呼，但无一幸免，全都败下阵来。其实，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何尝不是这样！清朝末期的中兴之臣，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们，虽聪慧过人，纵横捭阖，却也逃脱不了一样的失败命运。
历史也向今天的我们发出了一样的拷问：如何破除根深蒂固的潜规则？如何让身处其中的人不疲于应付？如何保证社会的良性发展？我的思考是，加强制度化建设，减少人为干预，才能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推动制度的制定和落实，其实质就是保证整个社会的公*正义！通过科学完善的制度，不仅能够破除各种潜规则，让**的权利在阳光下运行，同时，也可以让**在落实政策时，更有底气和自信。读后感·我认为，更深远的意义在于，一旦形成思维的*惯化，这种公*和透明可以大大提高整个社会的运行效率，进而推动社会的文明和发展。
但是另外一方面，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书中张居正的改革就是最鲜明的例子。无论是改革，亦或是制度的制定和落实，都必须蹄疾步稳。在此过程中，遭受反复，遭到攻击，遭遇诘难，都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但只要坚定信心，一定可以走出《万历十五年》中的怪圈，走出一条康庄大道！
《万历十五年》这本书可以说为我打开了一个全新的视野，从简单的、看似毫不相干历史事件多角度分析了整个明朝社会所遭遇的空前危机，引起人的深思。所以，必须要感谢黄仁宇先生的深刻洞察力和优秀的人文素养，为我们今天如何全面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很好的视角。
绿窗明月在，青史古人空。历史是一条时间的大河，拥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华文明为我们提供了许多铜镜，我们如何来建设我们的国家，确立制度的思想、树立规则观念，摆脱人为干扰是我们社会的基础，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制度理念贯穿于心中将带我们远行。
申时行画像，下面这幅比较合乎我眼中的他——温和谦让，宽厚待人，上下游走，调济折衷，一派和事老的气象。所以我想，他应该脸上经常带着些笑意吧！
和张居正一样，申时行也是个聪明极了的人，当年以殿试第一名的成绩得中状元，随后在翰林院任职达十五年，官至侍读，并升转兵部及礼部侍郎，七个月后，即被命为大学士。
申时行也是张居正提拔上来的官员，但他并不是继张居正之后马上就担任首辅之人，可巧的是，张居正之后，内阁排在申时行前面的几个人不是老的老，就是病的病，死的死，很快，他就以排名最末轮到了首辅之职。
申时行和张居正的作派截然不同。张居正大刀阔斧敢想敢干，申时行步步谨慎以守为攻，张居正以个人威权凌驾于百官之上，申时行用手中职权调和文官们的“阴阳”之气，以作*衡。
申时行最大的功绩，据说是*息了张居正死后文官集团无休止的追索。这件事在我看来，是官场争斗的登峰造极之作，不妨看一看此书是怎么描绘的。
张居正去世以后，不断有人翻死人账，想要清算。申时行虽然是一介忠厚长者，但他是张居正提拔入阁的，和张的关系自然非常密切，于是有人想把屠刀举到申时行的头上，攻击渐渐展开——
首先，有人质问：张居正的四个儿子，三个得中进士，其中两个入翰林院，申时行身为当时的会试主试官之一，难道没有为讨好张居正而徇私舞弊？
这一质问没有动摇申时行的地位，于是下一步。有人建议：以后大学士的儿子一律不得参加会试。（申时行的长子申用懋躺枪）
再接着弹劾：礼部尚书**，用人办事都逢迎内阁旨意。（言外之意是首辅申时行专权跋扈）
这两次攻击依然无效，但他们却成功参劾礼部尚书徐学谟，徐被迫去职。（参劾者的表面理由是徐学谟在选择皇帝陵寝时没有广泛听取堪舆专家的意见，以至于没有选到一个真正的吉穴，这皇帝自然不高兴。但真正原因是，徐学谟是张居正的人，而他最*又把女儿嫁给了申时行的次子申用嘉。）
这种攻击被称为“去皮见骨”。攻击者常常从一些小事开始，使小事积累成大事，细微末节的局部问题转化为整个道德问题。在程序上讲，发展中的步伐则须前后衔接，第一步没有收到效果之前决不轻率采取第二步。而出场交锋的人物起先总是无名小卒，直到时机成熟才有大将出马。这种方式，大凡久在政治圈子里的人物均有此嗅觉，可以从青萍之末预测到大风暴的来临。
至此，看官您，有没有感觉到官场的血腥恐怖？
面对这些，申时行险些**，可大招还在后面哪。
接下来是所谓高启愚一案。
高启愚由于申时行的推荐，做了皇上的经筵讲官，官运亨通，来日做首辅也是极为可能之事，但此时忽然被检举，说他几年前主持应天府乡试时，出了一道题，“舜亦以命禹”，这话出自《论语》，意思是皇位应该给有德之人，大禹治水有功，舜就把位置禅让给了禹，后世也应效仿。
你高启愚那时候出这种题是什么意思呢？明显是在恭维张居正有神禹疏凿之功，是想让张取皇位而代之嘛！这一攻击正中皇帝心理要害，既阴险又毒辣。攻击者预料，高启愚是申时行提拔的，在这种严重罪状面前，申时行肯定要出面替高辩护，这样就可以顺水推舟把申时行搞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