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不算认真看完，只是快速浏览。里面很多故事已经有所了解，因此对我来说更重要的其实是书末的“《万历十五年》和我的‘大’历史观”。说白了就是，把明朝这段历史置于世界大背景下，然后再把时间长度拉长到数百年，如此可以看出很多在微观上无法看到的东西。
对于当时*的日渐衰落，以及*目前遇到的困境，其实都可以归结到一个问题，那就是上学时候学了无数遍的“生产关系不符合生产力的发展”。
具体点说，什么民主自由文明什么的，都是建立在一种东西之上，那就是“契约精神”，也就是“法治”的基础。这一点，有赖于商业的发展，翻过来又能促进商业的发展。这就是为什么目前国内都说“经济改革倒逼政治改革”。某种先进的生产关系在一开始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但到了瓶颈期，生产力的继续发展就会受到限制，而这时，就会产生促进生产关系改革的呼声。
黄仁宇还谈到了市民阶层的重要性。不知中央大力推进城镇化的时候，有没有这方面的考量，如果有，那真的是有壮士断腕的勇气。联想到前段时间广东发生的事件，可以看出，“契约精神”的要求在南方是高于北方的，这既是南方商业发达的结果，也反过来促进了商业的发展。
要实现富强民主自由文明，首先得把北方的游牧气质和小农气质去掉，除了大力提倡发展经济外，如何改革上层管理模式也是今后面临的一大问题。
在阅读黄仁宇先生《万历十五年》之前，首先对其为何选择万历十五年这个时间十分不解，尤其是知道他的英文版书名“1587，AYearofNoSignificance”，译为“1587，无关紧要的一年”时。对此，在看完第一章后，便有了解答，“1587年在西欧历史上为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当年，在我国的朝廷上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而就是这些在1587年前后被历史学家忽视的事件，让那之后的历史掀起了波澜，这些也是随后所发生历史大事件的症结所在。
本书一开章讲述的便是当时处于权利顶端的人物——万历皇帝，而写他出现最多的词汇便是“演戏”、“预*”等，十分具有讽刺意义，这位帝王8岁登极，“是一位熟悉各种礼仪的君主”，可以说也是一位符合以道德、礼仪所支撑的制度的君主。幼年时期他信任张居正、冯保，认真学*为君之道，是一位勤勉好学的君主;少年时期，开始希望摆脱束缚并独挡一面，而在其真正摆脱张居正、冯保阴影之时，又陡然发现自己仍无法自由，反而落入到另一个漩涡当中，而文官集团的泥沼比之前更胜。之后这个原本积极向上的君王便只能以最消极的态度去抵抗，这可以说是一位帝王的悲剧，他曾经也有抱负也曾勤勉，但在制度之下却无从反抗，最终成为在朝堂上的木偶，祭祀庆典中的演员，用一个词语概括这位君王的心情，应当是“无奈”，对这种制度的无奈。
在书中，还有一个人物十分重要，便是张居正，此人在第一章的万历皇帝中便占了很大的篇幅，并且在随后的全文中都时时出现他的影子，可以说是一个具有重要线索意义的历史人物。张居正此人让看者内心十分复杂，他是一个优秀的政治家、改革家，是*历史上优秀的内阁首辅之一，明代最伟大的政治家。他前后扶持明神宗10年，实现一系列改革措施，收到一定成效，整饬朝纲，巩固国防，推行一条鞭法，使奄奄一息的明王朝重获生机。然而，在黄先生的笔下，张居正却不仅仅是一个*面人物，更是一个活生生的普通人，也拥有普通人的缺点。善于玩弄权术，对政敌心狠手辣，奢靡无度，在规劝帝王勤勉的同时又大量敛财，表里不一的性格使看者对其印象大打折扣。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即是在人生权力达到最高峰时猝然去世，如同闹剧一般，却任然将他的影响带向了他的身后，他的贡献、政策是实实在在的为当时的明帝国撑起了可以喘息的一角，而当这世间再无张居正时，这个庞大的帝国也只能一步步的走向灭亡。
文官集团是那个年代特色，也是使那个年代制度走向僵化的罪魁祸首，国家为解决问题而设立文官，但国家的最大问题也就是文官。面对明体制下文官集团的“阴”、“阳”两重性，即人性的私心贪欲和道德伦理，张居正所在的十年新政重点便定位在改变文官机构的作风，文官制度受各种环境之累，做事缺乏条理。张居正力图振作，要求过于严厉，以致抗拒横生。在他有生之日，他犹可利用权势压制，可一旦身故，便最终全面崩溃。万历皇帝显然是没有张居正式领导全局的能力，无法制衡文官集团的矛盾，他所采取的消极方式反抗立储问题，反而使矛盾更加不可调和。多少年来，文官制度已经深刻烙印在帝国的骨髓里，万历皇帝也许除了消极怠工，已经没有更好的解决方式了。
全书，著者对几个典型的历史人物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从侧面反应当时明王朝内部的烂创，制度的僵化已经无法阻止社会走向灭亡，道德是这个制度的中心，却也同时成为了这个制度致命的缺陷，一个以道德为主，法律为辅的国家，其崩溃的起点总是从内部开始的。黄老先生最后提出了“数字化管理方式”，如官员的绩效考核、军队的系统化管理等，以期解决这个历史的难题，然而我认为纯粹的数字化管理是不够的，我国复杂的社会背景和人文背景是无法单靠数字进行规整的，这样的方式能够借鉴却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只有在人类不断的前进过程中摸索与实践，充分剖析社会，才能找到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解决方式。
其实不算认真看完，只是快速浏览。里面很多故事已经有所了解，因此对我来说更重要的其实是书末的“《万历十五年》和我的‘大’历史观”。说白了就是，把明朝这段历史置于世界大背景下，然后再把时间长度拉长到数百年，如此可以看出很多在微观上无法看到的东西。
对于当时*的日渐衰落，以及*目前遇到的困境，其实都可以归结到一个问题，那就是上学时候学了无数遍的“生产关系不符合生产力的发展”。
具体点说，什么民主 自 由 文明什么的，都是建立在一种东西之上，那就是“契约精神”，也就是“法治”的基础。这一点，有赖于商业的发展，翻过来又能促进商业的发展。这就是为什么目前国内都说“经济改革倒逼政治改革”。某种先进的生产关系在一开始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但到了瓶颈期，生产力的继续发展就会受到限制，而这时，就会产生促进生产关系改革的呼声。
黄仁宇还谈到了市民阶层的重要性。不知中央大力推进城镇化的时候，有没有这方面的考量，如果有，那真的是有壮士断腕的勇气。联想到前段时间广东发生的事件，可以看出，“契约精神”的要求在南方是高于北方的，这既是南方商业发达的结果，也反过来促进了商业的发展。
要实现富强民主自由文明，首先得把北方的游牧气质和小农气质去掉，除了大力提倡发展经济外，如何改革上层管理模式也是今后面临的一大问题。
虽然还是不明白为什么命名为《万历十五年》，虽然还是不清楚什么是大历史观，但是呈现的是立体的历史，立体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而不是非黑即白的历史教材或者历史电视剧。就比如戚继光，民族英雄，但能在盘根错节的政治中，稳如泰山、步步高升，难道只靠军事才能、爱国热情可以做到的吗？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我不懂政治，也不懂历史，但我从历史中读到历史时代赋予历史人的枷锁，却掩饰不了首先是作为人的本性，万历作为皇帝，率土之滨，莫非王土，然走不出深宫囚笼；作为一个男人，喜欢谁都要被人管束，想给老婆送礼物都要打白条；作为一个人，吃喝拉撒、七情六欲都要被人指指点点。一个想要赢得身边人、天下人的认可，却感觉力不从心、无人理解。皇帝也首先是个人，张居正、申时行、海瑞等等也首先是个人，然后才是历史人物。看完《明朝那些事》，感觉王阳明活得最明白，过得随心。
另外，看到了很多好玩的地方，火者、裸奔，比现代房车还房车的轿子……古人真会玩。
这本书可能以后再读时会有更深的理解吧！
寒冷的冬日，独坐在五楼会议室享受宁静的读书时光，恍然间仿佛回到了大学校园里的图书馆：手捧一本书一坐就是几个小时。这份独品书香的喜悦比书籍本身还让人沉醉。
读罢《万历十五年》，赞同作者的大历史观：*两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是一切问题的症结。作者从万历皇帝、位极人臣的张居正、申时行以及一代名将戚继光等人着笔，以万历执政第十五年为引子，抽丝剥茧，通过这些人物命运的变化，揭露了明朝乃至几千年来*的官僚体制。这个体制中，帝国真正的主人是庞大的文官集团，天子不过是国家机构运行所需要的产物。国家一项政策能否真正落地生根，全看它与所有文官的共同*惯是否相安无扰。如若有冲突，即便是皇帝，也不能“为所欲为”，比如立喜爱的幼子为皇太子。这让我想到《沧浪之水》一书中的主人公，从小科员一路升为厅长，总以为地位越高受得约束越小，其实不然。
千百年来，这个体制的运行没有法制作保障，靠的是道德的力量来约束，导致弊端重重。道德至高无上，但它终究代替不了法制。像读书会的运行便是同理，有了“一月至少读一本书”的铁轨约束，大家读书的效率显然更高。对我尤为如此，虽然我有一颗疯狂热爱读书的心，却总是诸事缠身，没有读书的时间。今天“迫于群规”，足足抽出一下午一晚上的时间读完了拖延一个月的书。几十人的读书会尚且如此，庞大的国家机构呢？道德的力量显然远远不够，期待我们的法制越来越健全。
——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6篇
申时行画像，下面这幅比较合乎我眼中的他——温和谦让，宽厚待人，上下游走，调济折衷，一派和事老的气象。所以我想，他应该脸上经常带着些笑意吧！
和张居正一样，申时行也是个聪明极了的人，当年以殿试第一名的成绩得中状元，随后在翰林院任职达十五年，官至侍读，并升转兵部及礼部侍郎，七个月后，即被命为大学士。
申时行也是张居正提拔上来的官员，但他并不是继张居正之后马上就担任首辅之人，可巧的是，张居正之后，内阁排在申时行前面的几个人不是老的老，就是病的病，死的死，很快，他就以排名最末轮到了首辅之职。
申时行和张居正的作派截然不同。张居正大刀阔斧敢想敢干，申时行步步谨慎以守为攻，张居正以个人威权凌驾于百官之上，申时行用手中职权调和文官们的“阴阳”之气，以作*衡。
申时行最大的功绩，据说是*息了张居正死后文官集团无休止的追索。这件事在我看来，是官场争斗的登峰造极之作，不妨看一看此书是怎么描绘的。
张居正去世以后，不断有人翻死人账，想要清算。申时行虽然是一介忠厚长者，但他是张居正提拔入阁的，和张的关系自然非常密切，于是有人想把屠刀举到申时行的头上，攻击渐渐展开——
首先，有人质问：张居正的四个儿子，三个得中进士，其中两个入翰林院，申时行身为当时的会试主试官之一，难道没有为讨好张居正而徇私舞弊？
这一质问没有动摇申时行的地位，于是下一步。有人建议：以后大学士的儿子一律不得参加会试。（申时行的长子申用懋躺枪）
再接着弹劾：礼部尚书*，用人办事都逢迎内阁旨意。（言外之意是首辅申时行专权跋扈）
这两次攻击依然无效，但他们却成功参劾礼部尚书徐学谟，徐被迫去职。（参劾者的表面理由是徐学谟在选择皇帝陵寝时没有广泛听取堪舆专家的意见，以至于没有选到一个真正的吉穴，这皇帝自然不高兴。但真正原因是，徐学谟是张居正的人，而他最*又把女儿嫁给了申时行的次子申用嘉。）
这种攻击被称为“去皮见骨”。攻击者常常从一些小事开始，使小事积累成大事，细微末节的局部问题转化为整个道德问题。在程序上讲，发展中的步伐则须前后衔接，第一步没有收到效果之前决不轻率采取第二步。而出场交锋的人物起先总是无名小卒，直到时机成熟才有大将出马。这种方式，大凡久在政治圈子里的人物均有此嗅觉，可以从青萍之末预测到大风暴的来临。
至此，看官您，有没有感觉到官场的血腥恐怖？
面对这些，申时行险些*，可大招还在后面哪。
接下来是所谓高启愚一案。
高启愚由于申时行的推荐，做了皇上的经筵讲官，官运亨通，来日做首辅也是极为可能之事，但此时忽然被检举，说他几年前主持应天府乡试时，出了一道题，“舜亦以命禹”，这话出自《论语》，意思是皇位应该给有德之人，大禹治水有功，舜就把位置禅让给了禹，后世也应效仿。
你高启愚那时候出这种题是什么意思呢？明显是在恭维张居正有神禹疏凿之功，是想让张取皇位而代之嘛！这一攻击正中皇帝心理要害，既阴险又毒辣。攻击者预料，高启愚是申时行提拔的，在这种严重罪状面前，申时行肯定要出面替高辩护，这样就可以顺水推舟把申时行搞垮了。
果然，申时行出而为高启愚辩护。于是攻击者按照原定部署参劾申时行，明朝有个规矩，官员被参，就得在家休息等着水落石出，于是申时行离职，二辅许国代理阁务。许国又为申时行辩护，也被参劾，同样在家听候处理。
只是攻击者绝然没想到，万历此时发挥了明君的作用。他把这种种迹象联系起来，明白了参劾者的真实用意。
为什么这帮人在高启愚当年出题时一声不吭，现在振振有辞？他们好几个组织者都是三辅王锡爵的门生，如果搞垮首辅申时行和二辅许国，就轮到三辅王锡爵上位了。可惜王锡爵明智而冷静，他不接受这样的拥戴，反而向万历上书说，首辅申时行”泊然处中，重国体，惜人才“。文官”阳“的一面发挥了作用。
于是申时行和许国都被挽留，攻击者只能作罢。
不过为了保持文官之间的*衡，继续鼓励监察官尽忠报国，对攻击首辅的人也不便过重处罚。万历过了几个月之后，把其中最激烈的几个官降三级，首先弹劾高启愚的御史被调往外省，而高启愚也被以”出题谬妄“的罪名，被褫夺文官身分和以前恩赐的祖先诰命。
至此，张居正余波全然告终。申时行保住了地位和皇帝的信任。
申时行深得万历的信任，大概有一点是，他很能替皇帝着想。因为国本之争，万历和百官有隔阂，心灰意冷，对上朝啊各种皇上该出*的礼仪活动啊都懒得去，一次不上朝，万历的理由是“脚痒”，而且颇费周折地解释了一下为什么脚痒，为什么脚痒不能上朝：因为*日心中火气过旺（都是这帮大臣不让我省心），就服用了一些凉药，可是凉药吃下去把火气压到了脚底板，所以脚就很痒，脚痒就得挠啊，一挠两挠三挠就挠破了，挠破了就不方便行走了，不方便行走了当然就没办法临朝啦！
申时行的做法呢，是顺着皇帝来：皇上说脚痒不能上朝，那肯定就是因为脚痒才不能上朝的。更应该庆幸的是，皇上竟然这么大费周章地细诉不能上朝的原因，这就不失为可喜的现象。这么说，皇上没什么大病，早朝和经筵不至于耽搁太长时间，好在新的讲官和展书官都已经派定，只要皇上能出*，经筵可以立即继续举行。如果皇帝觉得早朝太早起不来呢，我们不妨把早朝和经筵的时间稍稍推迟一下哦！这些，都是可以通融的。
瞧瞧，这么会替皇上着想，万历怎么会不喜欢他呢？但皇上和百官不对付，讨好一端，势必会得罪另一端。
比如有一次，大臣们上疏请求册立太子，申时行刚好休假不在，为了表示对他的尊敬，大臣们就把他的名字也写上去了，而且写在第一个，他是首辅嘛。结果当然是万历震怒，皇上生气的`一个原因还在于*时听话的申时行也来捣乱。申时行听说这件事，就偷偷的自己上了个折子，告诉皇上：这事儿跟我没关系，我在休假，根本没人告诉我他们就把我名字写上去了。皇上怒气稍减。
可文官们不答应了：这不是我们文官集团的叛徒吗？于是把申时行辩解的折子也传抄出去，广而告之：瞧瞧瞧瞧啊，我们的顶头上司就是这么和大家伙儿不一心的！
于是，申时行得了一个“首鼠两端”的名声，申时行对此只能苦笑不语，他的心里话是：你们和皇帝的关系已经这么不好了，我这边和皇上搞好关系，不是还能稍微说得上话吗？你们逼着我一定和你们统一战线，谁还能在皇上和百官之间调济折衷呢？
就这样，申时行步履艰难地腾挪于万历和百官之间，直至最后被弹劾，不得不辞官回家。他家居二十三年，还写了一部《赐闲堂集》，活到八十岁去世。
王世贞对申时行的评价是“蕴藉不立崖异”，即胸中富有积蓄，但是不*悬崖，不树异帜。但他的温和谦让，也并没有让他置身事外，最终还是被卷入事端，被迫辞职。由此可见，温文尔雅地当官也不一定能保得周全啊，官场真是险恶。
稀里糊涂地读完了《万历十五年》，之前对明代历史的了解仅限于朱元璋的珍珠翡翠白玉汤，和在景山公园看到的崇祯皇帝上吊的歪脖子树，而对于中间部分就一无所知了，所以在阅读时对书中内容也不是很懂，只能边读边在网上查询一些人物生*和词语含义，同时借助于其它读者的批注对内容进行理解。虽然读得不太明白，但既然读完了，还是想写下点什么记录一下理解与感受。
在此书中，黄仁宇先生选取了万历皇帝、两任首辅张居正、申时行，抗倭名将戚继光，一代清官海瑞，以及一位我之前从未听说过的哲学家李贽，这六人，从君与臣、文与武、地主与农民、政治与经济、道与儒等多个角度对明代当时的历史进行了介绍与分析。表明了以道德代替法治，不求先进的经济与科技，仅追求均衡*与王朝的安全，是明代衰败的主要原因。
万历是明神宗朱翊钧的年号，万历皇帝在10岁时便登上了皇位，在万历前期，在张居正的辅佐下，大明帝国也是励精图治，欣欣向荣。而皇帝似乎没有想象中那么好当，帝王与群臣之间还是存在着诸多矛盾。皇帝欲出城练兵，百官说这不合传统;皇帝想立常洵为太子，百官讲这不合规矩。九五之尊亦难逃伦理束缚，年纪轻轻便活得像个祖宗一般，不能有所作为。于是，皇帝30年不早朝，万历十五年，万历皇帝主持殿试，题目为无为而治，可见其对生活的厌倦。
张居正和申时行师徒二人都先后担任了万历皇帝的首辅，而他们辅助皇帝治理国家的方式却迥然不同。在张居正任职期间，万历皇帝尚且年幼，他得以独掌大权，改革变法，推行新政，富国强兵，史称“万历中兴”。而张居正的强硬也为之后埋下了祸根，在其死后，他的政治对手群起而攻之，万历皇帝下诏对张居正抄家，而其家中的黄金白银、名贵字画以及绝色佳人更是让万历皇帝伤心万分，不禁让人感叹人无完人。但不可否认，张居正的变法改革对国家以及后世还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黄仁宇先生对张居正的评价为“世间已无张居正”。而张居正的徒弟申时行在成为首辅后则是选择了另外一条路：做一位“和事佬”，通过调和运维，调节官员与官员之间、官员与皇帝之间的冲突与利益，有人说他“八面玲珑”、“左右逢源”，但在书中作者看来他洞悉为臣之道，认识到了张居正的前车之鉴，只为国家能够在君臣和谐的条件下*稳发展，只可惜最后皇帝的放弃与懈怠使他在不知不觉间用尽了作为首辅的时间。
之后，黄先生讲到了戚继光。在历史课本中曾学到过这一抗倭英雄，原以为书中会介绍他带领“戚家军”大杀四方，但作者缺却说他是一位孤独的将领。因为他处于在明朝这个文官左右朝堂，极度重文轻武的朝代，同时当时的国家后勤实力与军事制度很难让他这样一位武将有所作为，虽然他自身也是一位饱读诗书的武将，但是在支持他的文官张居正等人离开时，他便很难再继续绽放自己的光彩。
然后，作者讲到了一代清官，海瑞。海瑞是道德的模范，但黄先生却用古怪一词形容他。海瑞极遵守法律，而在法律不及之处，他主张体会法律的精神，重视伦理道德的指导作用。就像书中提到的斟酌标准：“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弊也。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因为当时法律的不完善，所以海瑞便借助于情理道德。然而进行社会之治、众人之治，仍需依靠完善的规矩与制度。最终，因为海瑞极端的廉洁与诚实，众臣均不敢推举他，皇帝亦不敢任用他，他成为了一个“古怪的模范官僚”。作者用海瑞的例子也证明了用道德治理国家的缺陷。
最后，作者提到了一位哲学家——李贽，并称他是一位自相冲突的哲学家。哪里自相冲突呢?因为他看不上这个昏暗的社会，这套乌烟瘴气的制度，但是他却无法跳出这个圈子。他渴望清静，去当和尚，但摆脱不了家族的束缚;他一边去抨击，一边却靠着自己抨击的人的接济去生活。作者认为，李贽所遇到的困难，是当时*的施政方针和个人的行动完全凭借道德的指导，而它的标准又过于僵化，过于保守，过于简单，过于肤浅，和社会的实际发展不能适应。
在文章结尾，黄先生通过概括“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在这几个方面均未得到好的结果，从而得出结论：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同时，作者通过此书表达了他的历史观点：能先用法律解决的问题，就不要牵扯于道德。因为道德并非万能，它不能代替先进的技术，不能代替优秀的制度，亦不能代替威严的法律。国家的治理若光靠道德的约束，而无相应发展的技术与法律，则终会失败。
《万历十五年》，由历史学家黄仁宇所着，作者将目光放在1587这个“无关紧要”的年份，应用万历皇帝朱翊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南京督察院都御史海瑞、蓟州总兵官戚继光，以知府身份挂冠而去的名士李贽，这六个人物分别代表着帝国的最高统治阶级、行政首脑、官僚阶级、模范官员、军事将领、思想界的翘楚，经过对他们的描绘和点评，侧面描画出明王朝的衰落。文中六个人物都试图有所打破和改动，但被制度所禁锢着的他们，只能成为制度的牺牲品，所以作者也在文中指出，这是“一个大失败的总记载”。
黄仁宇以“大历史观”而出名于世，在《万历十五年》也能充沛地表现出来，他以为以道德为规范来评判历史有失它的合理性，于是他另辟蹊径，从技术的角度，从制度框架来停止剖析明朝一步步走向衰落的缘由，黄仁宇拓宽了历史研讨视野，从历史的小细节动身，探求宏观的历史问题，这也是他所说的“叙事无妨细致，但是结论却要看远不顾*。”黄仁宇愈加注重历史为什么会开展至此，所以他经过联络比拟、归结等等办法来得出结论。那么，在中学历史教学中，黄仁宇的“大历史观”又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分离《文艺复兴》一课的教学案例，来探究一下在“大历史观”的指导下，历史教员应当如何进步学生的历史思想才能。
以“问题”开端，以“问题”完毕
黄仁宇以“*社会为什么不能完成代化”这一问题，而展开一系列对几千年历史的探究，在《万历十五年》亦是如此，为理解释为什么明王朝会一步一步走向衰落，他从各个角度，各个细节来论证它。以前的我们不断被框死在历史是怎样的，而不去寻求历史为什么是这样的，所以，关于历史，学生需求树立起问题认识，只要脑中有疑问，有了猎奇心才会去探寻缘由，带着问题去寻觅史料，才会对历史有着更深入的了解。
而于历史教员而言，创设问题情境，不只会激起学生的求知欲，还能有效提升历史课堂教学质量。以《文艺复兴》为例，在停止历史教学设计时，能够设计“文艺复兴是如何产生的”，“文艺复兴是简单的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复兴吗”这些问题来贯串课堂教学，引导学生一步一步发现文艺复兴的中心思想是人文主义，对古典文化并非是简单的“复兴”，这其中有继承，更有创新。应用问题来建构课堂教学，不只能够协助学生树立问题认识，同时也能使学生关于历史课堂中学到的历史有更深的了解，也利于师生一同发掘历史课堂教学的深度。
培育学生的史料运用和剖析才能
《万历十五年》采用了纪传体的铺叙方式，黄仁宇用浅显易懂的言语来记叙史实，加强了可读性和兴趣性，固然结论看似*白无奇，但是它的背后，需求大量的史料来支撑，第一章《万历皇帝》所参考的书目，便有《神宗实录》、《穆宗实录》、《大明会典》等等。同样，在学生学*历史学问的过程中，也要牢牢抓住史料，提升对史料的整理和了解才能。在《文艺温*》为例，在讲述到文艺复兴的背景时，便可应用史料停止引导。
如“意大利，……那里最早呈现资本主义萌芽。这客观上需求促使一种不同于封建文化的新文化产生并且开展起来……”经过这则资料，历史教员能够让学生联络资料和书本内容停止考虑，从经济的角度的动身，文艺复兴产生的缘由。依据资料，学生能够总结收工商业曾经有了一定的开展，一些城市呈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在历史教学过程中，历史教员有认识的培育学生对史料的阅读和分析才能，可以协助学生培育“论从史出”的治史肉体，构成历史学*的正确办法。
无论是从黄仁宇的“大历史观”动身，还是新课程规范的请求，都对学生的历史思想才能提出了更高的请求，而在详细的历史课堂教学理论中融入“大历史观”，对教学方式、教学手腕、内容组织的丰厚和开展有着重要意义。在这一过程中，不只能够提升学生的发现、剖析和处理问题的才能，提升学生史料剖析才能，同时也有助于加强学生对历史的考虑认识和整体认识。
和我一起读这本书的同学们多感慨此书行文散漫，思想飘忽，理解起来似乎总在得与不得之间。读过第二遍以后，这本书给我留下了远好过初读时的印象。《万历十五年》的文章叙述看似漫无边际，却是形散神不散。
先从历史分析的角度来看，作者从万历一朝中的小事件着力，一步步地展开了这幅晚明的历史图景，通过事件之间严谨的逻辑推理，从一个个悲剧性的历史人物身上解读出技术与道德在*古代的冲突和妥协，实是精彩，
再看作者使用的史料类型，本书多引《明史》、《明实录》、《皇明经世文编》等正史典籍，虽然书中许多场景（如第一章开头）皆存在着作者的想象，但对本书的严谨度影响不大。
此外，本书最大的争议之处在于第七章对李贽哲学的论述，可惜笔者也是门外汉，不能参透其中奥妙。但分析过多种不同的观点后，我认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黄仁宇先生在研究*历史的时候存在一些海外学者共有的态度，即*这样的社会，很难自发产生新经济、新思想的萌芽，最可能的情况是在外力作用下“被现代化”。这种偏见可能影响了他对相关史料的取舍。
总的来说，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通过对晚明一个年份的深度聚焦，使我体会到了明代*官僚阶级的运作方式，也意识到了技术与制度在现代国家中扮演的不亚于道德礼仪的重要作用。与此同时，黄仁宇先生对明代*的发展道路做了鞭辟入里的分析和论述，但为了贴合主题，在对史料的取舍方面作为史家有失偏颇，不够公正，难免引人诟病。此为美玉之暇，亦为本书的一大遗憾。
XP的点评：邱壑同学的小传用简洁的语言勾勒了作者的人生经历与其对历史学界贡献的重要理论。黄仁宇本人是人生经历十分丰富的历史学家，写有自传《黄河青山》，可供大家了解其人。了解作者很重要，所谓知人论世。就书评部分来讲，大部分同学的书评写的非常散漫无逻辑，而邱壑的书评有一条明显的主线，不仅概括了书的作者主要表达了什么观点，如何论证了观点，也代入了自己的思考。就这一点而言，是值得很多初学写书评的同学们学*的。当然，对于邱壑在书评部分提出的很多观点，应该是见之于其他人已有的观察，但未能注明详细的出处。《万历十五年》是史学名著，评论者众多，在写书评时必不可少是要梳理已有的评论，尽量做到不重复前人的观察，这虽然对高中生而言要求太高，但不妨值得努力，就此点而言，又是本文的不足之处。
稀里糊涂地读完了《万历十五年》，之前对明代历史的了解仅限于朱元璋的珍珠翡翠白玉汤，和在景山公园看到的崇祯皇帝上吊的歪脖子树，而对于中间部分就一无所知了，所以在阅读时对书中内容也不是很懂，只能边读边在网上查询一些人物生*和词语含义，同时借助于其它读者的批注对内容进行理解。虽然读得不太明白，但既然读完了，还是想写下点什么记录一下理解与感受。
在此书中，黄仁宇先生选取了万历皇帝、两任首辅张居正、申时行，抗倭名将戚继光，一代清官海瑞，以及一位我之前从未听说过的哲学家李贽，这六人，从君与臣、文与武、地主与农民、政治与经济、道与儒等多个角度对明代当时的历史进行了介绍与分析。表明了以道德代替法治，不求先进的经济与科技，仅追求均衡*与王朝的安全，是明代衰败的主要原因。
万历是明神宗朱翊钧的年号，万历皇帝在10岁时便登上了皇位，在万历前期，在张居正的辅佐下，大明帝国也是励精图治，欣欣向荣。而皇帝似乎没有想象中那么好当，帝王与群臣之间还是存在着诸多矛盾。皇帝欲出城练兵，百官说这不合传统;皇帝想立常洵为太子，百官讲这不合规矩。九五之尊亦难逃伦理束缚，年纪轻轻便活得像个祖宗一般，不能有所作为。于是，皇帝30年不早朝，万历十五年，万历皇帝主持殿试，题目为无为而治，可见其对生活的厌倦。
张居正和申时行师徒二人都先后担任了万历皇帝的首辅，而他们辅助皇帝治理国家的方式却迥然不同。在张居正任职期间，万历皇帝尚且年幼，他得以独掌大权，改革变法，推行新政，富国强兵，史称“万历中兴”。而张居正的强硬也为之后埋下了祸根，在其死后，他的政治对手群起而攻之，万历皇帝下诏对张居正抄家，而其家中的黄金白银、名贵字画以及绝色佳人更是让万历皇帝伤心万分，不禁让人感叹人无完人。但不可否认，张居正的变法改革对国家以及后世还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黄仁宇先生对张居正的评价为“世间已无张居正”。而张居正的徒弟申时行在成为首辅后则是选择了另外一条路：做一位“和事佬”，通过调和运维，调节官员与官员之间、官员与皇帝之间的冲突与利益，有人说他“八面玲珑”、“左右逢源”，但在书中作者看来他洞悉为臣之道，认识到了张居正的前车之鉴，只为国家能够在君臣和谐的条件下*稳发展，只可惜最后皇帝的放弃与懈怠使他在不知不觉间用尽了作为首辅的时间。
之后，黄先生讲到了戚继光。在历史课本中曾学到过这一抗倭英雄，原以为书中会介绍他带领“戚家军”大杀四方，但作者缺却说他是一位孤独的将领。因为他处于在明朝这个文官左右朝堂，极度重文轻武的朝代，同时当时的国家后勤实力与军事制度很难让他这样一位武将有所作为，虽然他自身也是一位饱读诗书的武将，但是在支持他的文官张居正等人离开时，他便很难再继续绽放自己的光彩。
然后，作者讲到了一代清官，海瑞。海瑞是道德的模范，但黄先生却用古怪一词形容他。海瑞极遵守法律，而在法律不及之处，他主张体会法律的精神，重视伦理道德的指导作用。就像书中提到的斟酌标准：“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弊也。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因为当时法律的不完善，所以海瑞便借助于情理道德。然而进行社会之治、众人之治，仍需依靠完善的规矩与制度。最终，因为海瑞极端的廉洁与诚实，众臣均不敢推举他，皇帝亦不敢任用他，他成为了一个“古怪的模范官僚”。作者用海瑞的例子也证明了用道德治理国家的缺陷。
最后，作者提到了一位哲学家——李贽，并称他是一位自相冲突的哲学家。哪里自相冲突呢?因为他看不上这个昏暗的社会，这套乌烟瘴气的制度，但是他却无法跳出这个圈子。他渴望清静，去当和尚，但摆脱不了家族的束缚;他一边去抨击，一边却靠着自己抨击的人的接济去生活。作者认为，李贽所遇到的困难，是当时*的施政方针和个人的行动完全凭借道德的指导，而它的标准又过于僵化，过于保守，过于简单，过于肤浅，和社会的实际发展不能适应。
在文章结尾，黄先生通过概括“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在这几个方面均未得到好的结果，从而得出结论：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同时，作者通过此书表达了他的历史观点：能先用法律解决的问题，就不要牵扯于道德。因为道德并非万能，它不能代替先进的技术，不能代替优秀的制度，亦不能代替威严的法律。国家的治理若光靠道德的约束，而无相应发展的技术与法律，则终会失败。
在世俗道德要求下，人具有两面性。张居正、海瑞、戚继光的官场行为充分体现了古代文官的两面性。一面是孔孟经典思想教导的仁义道德，一面是难以克服的人性弱点。人性本善还是性本恶，我觉得不存在善恶。善恶是道德要求为评价标准。抛开道德，人性存在弱点，这些弱点正是生存的需要产生的利己主义。
要克服人性的弱点，需要制度，尤其是法律制度。明朝更多的是以道德要求去评价一个人行为的对错，缺乏制度体系规范管理和行为。一群文官集团把持朝堂国家，没有完善的制度和法律规范，势必造**性弱点的爆发，愚民教育、表里不一。读此书，才知道张居正、海瑞、戚继光并不是课本上描述或大众普遍认为的形象，但也不能凭此书描述，就一票否决了这些历史人物。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历史观告诉我们，站在历史的角度评价历史人物，在能客观。
儒家道德思想不再符合封建社会后期的发展。朱熹的格物致知，王阳明的心学，李贽对社会、自我带有冲突的哲学思考。紧固思想、反对社会新生事物、培养愚民，违反社会发展的规律，这种意识必然阻碍社会发展。
儒家认为有修养的人是谦虚的。但放到社会发展的背景中，过分谦虚使人猥琐，适当骄傲使人成功。但并不是说儒家思想中的仁义道德都是虚伪的。道德与否，应该根据实际情况而定。
——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 (菁华5篇)
稀里糊涂地读完了《万历十五年》，之前对明代历史的了解仅限于朱元璋的珍珠翡翠白玉汤，和在景山公园看到的崇祯皇帝上吊的歪脖子树，而对于中间部分就一无所知了，所以在阅读时对书中内容也不是很懂，只能边读边在网上查询一些人物生*和词语含义，同时借助于其它读者的批注对内容进行理解。虽然读得不太明白，但既然读完了，还是想写下点什么记录一下理解与感受。
在此书中，黄仁宇先生选取了万历皇帝、两任首辅张居正、申时行，抗倭名将戚继光，一代清官海瑞，以及一位我之前从未听说过的哲学家李贽，这六人，从君与臣、文与武、地主与农民、政治与经济、道与儒等多个角度对明代当时的历史进行了介绍与分析。表明了以道德代替法治，不求先进的经济与科技，仅追求均衡*与王朝的安全，是明代衰败的主要原因。
万历是明神宗朱翊钧的年号，万历皇帝在10岁时便登上了皇位，在万历前期，在张居正的辅佐下，大明帝国也是励精图治，欣欣向荣。而皇帝似乎没有想象中那么好当，帝王与群臣之间还是存在着诸多矛盾。皇帝欲出城练兵，百官说这不合传统;皇帝想立常洵为太子，百官讲这不合规矩。九五之尊亦难逃伦理束缚，年纪轻轻便活得像个祖宗一般，不能有所作为。于是，皇帝30年不早朝，万历十五年，万历皇帝主持殿试，题目为无为而治，可见其对生活的厌倦。
张居正和申时行师徒二人都先后担任了万历皇帝的首辅，而他们辅助皇帝治理国家的方式却迥然不同。在张居正任职期间，万历皇帝尚且年幼，他得以独掌大权，改革变法，推行新政，富国强兵，史称“万历中兴”。而张居正的强硬也为之后埋下了祸根，在其死后，他的政治对手群起而攻之，万历皇帝下诏对张居正抄家，而其家中的黄金白银、名贵字画以及绝色佳人更是让万历皇帝伤心万分，不禁让人感叹人无完人。但不可否认，张居正的变法改革对国家以及后世还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黄仁宇先生对张居正的评价为“世间已无张居正”。而张居正的徒弟申时行在成为首辅后则是选择了另外一条路：做一位“和事佬”，通过调和运维，调节官员与官员之间、官员与皇帝之间的冲突与利益，有人说他“八面玲珑”、“左右逢源”，但在书中作者看来他洞悉为臣之道，认识到了张居正的前车之鉴，只为国家能够在君臣和谐的条件下*稳发展，只可惜最后皇帝的放弃与懈怠使他在不知不觉间用尽了作为首辅的时间。
之后，黄先生讲到了戚继光。在历史课本中曾学到过这一抗倭英雄，原以为书中会介绍他带领“戚家军”大杀四方，但作者缺却说他是一位孤独的将领。因为他处于在明朝这个文官左右朝堂，极度重文轻武的朝代，同时当时的国家后勤实力与军事制度很难让他这样一位武将有所作为，虽然他自身也是一位饱读诗书的武将，但是在支持他的文官张居正等人离开时，他便很难再继续绽放自己的光彩。
然后，作者讲到了一代清官，海瑞。海瑞是道德的模范，但黄先生却用古怪一词形容他。海瑞极遵守法律，而在法律不及之处，他主张体会法律的精神，重视伦理道德的指导作用。就像书中提到的斟酌标准：“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弊也。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因为当时法律的不完善，所以海瑞便借助于情理道德。然而进行社会之治、众人之治，仍需依靠完善的规矩与制度。最终，因为海瑞极端的廉洁与诚实，众臣均不敢推举他，皇帝亦不敢任用他，他成为了一个“古怪的模范官僚”。作者用海瑞的例子也证明了用道德治理国家的缺陷。
最后，作者提到了一位哲学家——李贽，并称他是一位自相冲突的哲学家。哪里自相冲突呢?因为他看不上这个昏暗的社会，这套乌烟瘴气的制度，但是他却无法跳出这个圈子。他渴望清静，去当和尚，但摆脱不了家族的束缚;他一边去抨击，一边却靠着自己抨击的人的接济去生活。作者认为，李贽所遇到的困难，是当时*的施政方针和个人的行动完全凭借道德的指导，而它的标准又过于僵化，过于保守，过于简单，过于肤浅，和社会的实际发展不能适应。
在文章结尾，黄先生通过概括“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在这几个方面均未得到好的结果，从而得出结论：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同时，作者通过此书表达了他的历史观点：能先用法律解决的问题，就不要牵扯于道德。因为道德并非万能，它不能代替先进的技术，不能代替优秀的制度，亦不能代替威严的法律。国家的治理若光靠道德的约束，而无相应发展的技术与法律，则终会失败。
稀里糊涂地读完了《万历十五年》，之前对明代历史的了解仅限于朱元璋的珍珠翡翠白玉汤，和在景山公园看到的崇祯皇帝上吊的歪脖子树，而对于中间部分就一无所知了，所以在阅读时对书中内容也不是很懂，只能边读边在网上查询一些人物生*和词语含义，同时借助于其它读者的批注对内容进行理解。虽然读得不太明白，但既然读完了，还是想写下点什么记录一下理解与感受。
在此书中，黄仁宇先生选取了万历皇帝、两任首辅张居正、申时行，抗倭名将戚继光，一代清官海瑞，以及一位我之前从未听说过的哲学家李贽，这六人，从君与臣、文与武、地主与农民、政治与经济、道与儒等多个角度对明代当时的历史进行了介绍与分析。表明了以道德代替法治，不求先进的经济与科技，仅追求均衡*与王朝的安全，是明代衰败的主要原因。
万历是明神宗朱翊钧的年号，万历皇帝在10岁时便登上了皇位，在万历前期，在张居正的辅佐下，大明帝国也是励精图治，欣欣向荣。而皇帝似乎没有想象中那么好当，帝王与群臣之间还是存在着诸多矛盾。皇帝欲出城练兵，百官说这不合传统;皇帝想立常洵为太子，百官讲这不合规矩。九五之尊亦难逃伦理束缚，年纪轻轻便活得像个祖宗一般，不能有所作为。于是，皇帝30年不早朝，万历十五年，万历皇帝主持殿试，题目为无为而治，可见其对生活的厌倦。
张居正和申时行师徒二人都先后担任了万历皇帝的首辅，而他们辅助皇帝治理国家的方式却迥然不同。在张居正任职期间，万历皇帝尚且年幼，他得以独掌大权，改革变法，推行新政，富国强兵，史称“万历中兴”。而张居正的强硬也为之后埋下了祸根，在其死后，他的政治对手群起而攻之，万历皇帝下诏对张居正抄家，而其家中的黄金白银、名贵字画以及绝色佳人更是让万历皇帝伤心万分，不禁让人感叹人无完人。但不可否认，张居正的变法改革对国家以及后世还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黄仁宇先生对张居正的评价为“世间已无张居正”。而张居正的徒弟申时行在成为首辅后则是选择了另外一条路：做一位“和事佬”，通过调和运维，调节官员与官员之间、官员与皇帝之间的冲突与利益，有人说他“八面玲珑”、“左右逢源”，但在书中作者看来他洞悉为臣之道，认识到了张居正的前车之鉴，只为国家能够在君臣和谐的条件下*稳发展，只可惜最后皇帝的放弃与懈怠使他在不知不觉间用尽了作为首辅的时间。
之后，黄先生讲到了戚继光。在历史课本中曾学到过这一抗倭英雄，原以为书中会介绍他带领“戚家军”大杀四方，但作者缺却说他是一位孤独的将领。因为他处于在明朝这个文官左右朝堂，极度重文轻武的朝代，同时当时的国家后勤实力与军事制度很难让他这样一位武将有所作为，虽然他自身也是一位饱读诗书的武将，但是在支持他的文官张居正等人离开时，他便很难再继续绽放自己的光彩。
然后，作者讲到了一代清官，海瑞。海瑞是道德的模范，但黄先生却用古怪一词形容他。海瑞极遵守法律，而在法律不及之处，他主张体会法律的精神，重视伦理道德的指导作用。就像书中提到的斟酌标准：“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弊也。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因为当时法律的不完善，所以海瑞便借助于情理道德。然而进行社会之治、众人之治，仍需依靠完善的规矩与制度。最终，因为海瑞极端的廉洁与诚实，众臣均不敢推举他，皇帝亦不敢任用他，他成为了一个“古怪的模范官僚”。作者用海瑞的例子也证明了用道德治理国家的缺陷。
最后，作者提到了一位哲学家——李贽，并称他是一位自相冲突的哲学家。哪里自相冲突呢?因为他看不上这个昏暗的社会，这套乌烟瘴气的制度，但是他却无法跳出这个圈子。他渴望清静，去当和尚，但摆脱不了家族的束缚;他一边去抨击，一边却靠着自己抨击的人的接济去生活。作者认为，李贽所遇到的困难，是当时*的施政方针和个人的行动完全凭借道德的指导，而它的标准又过于僵化，过于保守，过于简单，过于肤浅，和社会的实际发展不能适应。
在文章结尾，黄先生通过概括“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在这几个方面均未得到好的结果，从而得出结论：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同时，作者通过此书表达了他的历史观点：能先用法律解决的问题，就不要牵扯于道德。因为道德并非万能，它不能代替先进的技术，不能代替优秀的制度，亦不能代替威严的法律。国家的治理若光靠道德的约束，而无相应发展的技术与法律，则终会失败。
《万历十五年》本以为是一本描述这一年的故事的书，但却是一本精细的历史读物。读来历史人物的形象跃然纸上，人物画像如同VR的影像般清晰。
故事中的主人公万历和几个重要的配角，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李贽等人在历史中都听过的英雄故事，部分被编排成了影视剧。其中最喜欢的应该是戚继光系列的故事剧。但《万历十五年》并不是在讲爱国含义的一本书，而是一本明朝亡国的丧书。这一年发生的大事件已经是明朝指数级下滑的重要标志了，以致于30年后被满清所替代的初始。
立国之本在于人，人之管理在于体制，体制的建立在于国君及高级行政管理层，在朱元璋（洪武）建立明朝后的200年，文臣管理朝政的体系已经变得异常成熟，几乎很难有武将的立足之地，更别说对于兴武的期盼，以致于戚继光的故事看起来激励人心，但背后的政治和管理格局注定有悲催的解决，正如他人生的结尾过的并不如意。
而首辅张居正和申时行则各有特色，在异常敏感的君主时代，位极人臣时的权术体现的淋漓尽致，也是*政治形态的最好体现，以致于在清建立后在政治形态影子依然摆脱不出这种政治影响。重要的故事环节都的要围绕着万历皇帝的意思做事情。当然不可避免的，在组织管理越高的层位越需要这样的官场技巧来让政令得以实施，并且不可避免的出现各种政治团体，正如巴纳德的《经理人员的职能》中所说的，任何一个组织，都必须重视其中的正式组织和非正式组织，所谓的非正式组织便是官员私下里的同僚集结。也可以理解为阳与阴。
李贽的出现让这本本来是政治故事的书增添了些许哲学意味，一谈到哲学便离不开孔孟哲学及易学，及在明朝发展至盛的心学，只是本场的主角是李贽，而非王阳明。李贽在生命的最后解读《易经》，也算是*哲学家在生命最后对于哲学的贡献，无一不是想用自己的人生去体会《易经》的奥秘。而本书的作家黄仁宇先生，也在字里行间表现了一阴一阳的关系，包括对于万历朝政的点评，也包括清朝对于明朝的取代，极阴而阳，阳极而阴的规律的认可。也是本书中哲学意味深长的一点。
万历的第十五年走在了太极阴阳鱼的中心点，万历在位48年中明朝最后的气数逐渐走向消亡，充满了无奈与叹息。
出乎意料的一本书，实在对*古代史不感兴趣，经古代文学史老师推荐阅读，也算一个有意思的体验。
全书涉及了明朝的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主要由明神宗、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李贽几人的经历为主要线索。选角看似无意实则大有门道：神宗是皇权的代表，张居正则是相权失败的典型，相对的申时行却是相权与皇权和解的象征。海瑞作为明朝有名的清官，实则从全书来看此人成就不高不过是一个证明本朝吏治清明所需要的标志；戚继光当然是明朝军事力量强大的标志；李贽……私以为作者没有选择其他明朝的思想大家，而选择这位“奇葩”不单单是因为其思想的矛盾性，而是因为这样的矛盾性刚刚好与全书的主题相契合，正应了首尾圆通的那句：“万历十五年是**淡淡的一年。”但这又是象征着明朝盛极而衰的一年。
此外，全书又以“阴阳”为主题包裹着整个万历年间的是是非非。
而“阴阳”二字，在本书中所指又有多重含义。一来阴是官员处事的圆滑、乖巧以及官场的生存之道，相对之阳则是官员在外或者对上的表现，也就是符合社会要求的一种“标榜”。二来阴则是指国家运行的内在规律，其中包括思想、文化、伦理、道德……阳也是皇权、政治、商业等宏观现象。
其中韵味，不再赘述，三言两语，聊表愚见。
1587年万历十五年，这是**淡淡的一年，然而正是在*淡无奇的日常生活背后，导致一个不*凡帝国的灭亡，仿佛是一般的人，对周遭无感，对未来也茫然；嗅觉灵敏的人，会觉得有什么不妥，但又谈不上哪里不对。实际上已经可以预见到冰山一角，然后感觉到底下有一个巨大的冰山。按照经济学的逻辑，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无论哪个角度、方方面面的停滞，都可以一叶知秋。犹如南美蝴蝶的翅膀微微煽动，就可以在非洲大陆引起一场风暴。
1587年万历十五年，无论是文人*张居正、申时行；还是武将戚继光和官员海瑞；或者是思想家李贽；甚至是万历皇帝本人；都无一幸免成为历史的悲剧，无一幸免的悲凉而终，好像飘落的秋叶肃静，然后消失于茫茫的历史长河。
先说说单个个体，海瑞，我们的印象和教育形象里，他是一个清官，典型代表形象是《海瑞罢官》。十几年前去了淳安县的千岛湖，特意去瞻仰了一下海瑞当时的府邸，当时感觉连风都是清凉的。然而，历史给出的评价竟然是—古怪的模范官僚。可见一个人，置身于什么样的环境和历史背景，是如此不同的解释。而当局和后人给予的评价也是各有千秋，褒贬不一。
戚继光—勇猛将领。南肃倭寇、北驱鞑靼，留下赫赫战绩。迷信与科学相结合，改良军事设备和钻研战术，然而也会送礼献宝、养妾生儿养老、最终被文官拖累而不得善终。全书中，作者对于戚继光的描绘是唯一花了重彩的，不但描绘了戚家军的筛选原则，训练要素，以及作战技巧，还从观察气象、记录天气季节变化等等，以及兵器的研究和应用实操…。不可否认，戚继光不管是在那时还是当代，都属聪明上进、睿智勇猛的将领。
首辅张居正，他是一个优秀的政治家、改革家。人前维护的过于完美的形象，有才华和道德准则，然而，玩弄权术、贪污受贿、沉迷美色，这种人前人后的鲜明对比，导致了生前的繁华和死后的崩塌，让人内心十分复杂。
不肖者犹知忌惮，而贤者有所依归。
首辅申时行，虽然中庸、协调众官，深得万历皇帝的信任，是因为前任首辅张居正太跋扈，弄的“官不聊生”而申时行审时度势，才得以安生，但也落得个遭弹劾和辞官归田的结局。
思想家–李贽，思想特立独行，然而所属的生活时代政治凝固，朱熹的理学和王阳明的心学派纷争，李贽的自相冲突实质上就是理学和心学的矛盾。这样的一个矛盾体，导致了最后的在监狱里自杀结局。
最后一个是我们的万历皇帝。从小接受严格儒家教育，熟读经史，敬重天道，孝仿祖法。后来发现了对自己严格说教，自己十分敬重的首辅张居正的虚伪面，发现了人性的伪劣，以及对整个道德体系无能为力的局面，开始了他的消极怠工，从而导致了整个决策机构的缺失和散漫。万历皇帝可以说是代表一个体系的文化和价值观。虽然他有变革的激情和情怀，但是在如此的体系下，他也只能用悲观和无为来做无谓的抵抗。
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个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万历十五年》
单个个体的悲剧，汇集成立历史时代的悲剧。以道德为纲绳，引导一个执政党去实施政法，最高旨意是礼法，任何人逾越不过。就不得不一步步走向灭亡了。
这本书语言*实，没有华丽的辞藻和生动的描绘，逻辑和蕴涵的寓意却不似语言那么简单，它不是精美的点心蛋糕，它是相当于咀嚼荞麦面包，原汁原味无添加，个中滋味得自己体会。诚然，道德是基础和根源但不是万能，更不是法律。一切问题首先需从法律的层面去考虑，再延伸到道德层面。所以，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个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的又无法固定量化的原则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和实用性，则其发展程度必定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救技术之不及。
延伸思考：大家都一致认为的潮汕人是东方犹太人，有着积极勤劳的本质，好客豪爽讲信用。但是，有一句话叫做“出生入死”，被偏解成了出门才会生，而回籍则会死。也就是得背井离乡在外打拼，也的确见识过老一辈的前辈们都是精英，兢兢业业，成就一番事业，在家乡的却是安逸悠闲喝着功夫茶过着美滋滋的小日子。了解潮汕的人一定会知道，这是一个讲究人情礼节的群体，有一定的道德水准和风俗*惯，来作为生活以及处事的纲本，而在外的潮汕人，融入的是一个以法律为依据的环境，先有法律再讲人情，而不是用人情来道德绑架法律标准。所以，这就不难明白为什么离开家乡出外的人会比较成功的道理。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10篇
前一章写万历皇帝，黄仁宇描绘的其中的繁文缛节不禁让我想起了前几天看的梦工厂动画《功夫熊猫感恩节特辑》。
这样的看似毫无关系的两个东西，之所以在我脑子里形成诡异的联系，全然要归功于其中对*古代礼节的刻画。万历中皇帝的早朝制度，还有慈圣皇太后对万历皇帝奇怪的亲情表达，（不是通过亲切的语言，而是请学士写文章，并诵读）这些甚至有些可笑的礼仪表达，阻碍了情感的`传递，就像功夫熊猫里的武侠大会上各种礼节，各种严肃怎么也抵不过在家里吃面条的温馨。
过分的礼仪有时是一种灾难，尽管作为表象的礼仪在现实里世界所表达的内核已经不如之前那样反应等级，但这种形式化的东西在社会上仍然蔓延，具体有如把老人折磨得不行的被志愿服务等。因此从古到今，无论是外国人看我们，还是国人看自己的这种形式化礼仪，是不是应该有所改观。 万历后篇，有关于张居正经济方面的变法，以及戚继光在军事方面试图进行的改革通通失败，不得不让人联系其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当朝竭力维护的体制，一个要求思想同质化，毫无异端声音的体制。这种体制总归是要维护皇权。另外，思想上同质化的延续，导致了今日的教育体制培养出的孩子成为了世界上最缺少想象力的一类人。这样的联系看似无稽之谈，无可考证，但我相信事情的形成还是有历史根源的。 关于对历史的态度，请允许我胡言乱语几句。国人以自己的历史为傲，但太依赖历史，会让人难以畅想未来。就像电影产业一样，当*人执着于拍摄武侠大片时，美国人已经用《阿凡达》《盗梦空间》来阐释未来的样子，没有历史便创造未来，在贫瘠时反而能造就更好的创意，国人应该多一点忧虑意识吧。
《万历十五年》，书名在很久以前就知道了，作者也久闻其名，只是在内心一直怯于去读它，因为始终觉得它是一本史书，给人一种厚重感，一翻书序就谈及财政制度方面，令人不禁生畏。“公元1587年，在*为明代万历十五年，丁亥年……”明史的卷轴渐渐在眼前展开……
直到前些天才下定决心打开这本尘封已久的书籍，细细读来，才发现它并非我以为的那样艰深晦涩。看不多时，我发现《万历十五年》可以称得上是一部奇书，带给人以震撼的感觉，并非是因为作者写明朝史写得非常生动，而是因为作者的视野非常广，摆脱了普通历史书枯燥无味的感觉。
故事涉及荒怠朝政的万历、被清算的前任首辅张居正、调和文官阴阳的现任首辅申时行、古代模范官僚海瑞、孤独的将领戚继光、自相冲突的哲学家李贽。九岁登基而早熟的万历皇帝懈怠了皇帝这份工作，宁可躲在宫中看宦官掷银游戏，也不愿上朝面对百官议政。张居正励精图治，仍无法挽回王朝走向衰败的现实，海瑞一身正气，却在官场处处碰壁无法立足，戚继光抗击倭寇立下大功，申时行深谙官场之道，也未能带给明帝国任何起色。
黄仁宇先生是一位我很喜欢的历史学家，喜欢他细致冷静的笔触，喜欢他显微镜下的大历史观，喜欢他对历史技术性的剖析，喜欢他描述时理性、同时又富有人情味的操作。《万历十五年》是黄仁宇先生的成名之作，我只是他万千读者中普通的一员。王朔先生在他的《《万历十五年》读后感》中开篇就提到“说来惭愧，《万历十五年》这本写于1978年、1982年即在大陆发行并引起强烈反响的书，我在93年、94年才知其名，95年才得于一观。”而我是20xx年时得闻其名，真正与其结缘已是六年之后的事，届时《万历十五年》已经再版21次。三年之后，提笔想写点什么的时候，才发现它真的是好评如潮。应对如此多名家的书评，我真正感觉到“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了，好在一百个人眼中有一百个哈姆雷特。
万历黄帝在位48年，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在他皇帝生涯的前10年里，他只是一个象征性的权威，凡事依大学士张居正而行。张居正在政治上、经济上进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使处于统治危机之中的朱明王朝出现了短暂的复苏和繁荣，当时太仓的积粮可支用10年，国库钱财多达400余万。20岁亲政以后，万历皇帝也曾有一段时间勤于政务，以往组织三次大征。但后期他怠于政事，不理朝政，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以至于“部、寺大僚十缺六、七，风宪重地空署数年，六科止存四人，十三道止存五人”。怠政是万历皇帝对朝野上文官集团的一种报复。黄仁宇先生说：“他（即万历皇帝）身上的巨大变化发生在什么时候，没有人能够做出确切的答复。可是追溯皇位继承问题的发生，以及一连串使皇帝感到大为不快的问题的出现，那么1587年丁亥，即万历十五年，能够作为一条界线。这一年表面上并无重大的动荡，可是对本朝的历史却有它异常重要之处。”
《万历十五年》分七个章节，叙及六个主要人物：万历皇帝朱翊钧，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南京都察院都御史海瑞，蓟州总兵官戚继光，以知府身分挂冠而去的名士李贽，他们有的身败，有的名裂，有的身败兼名裂。这种情形实不是某个人性情本事导致的成败得失，而是当日的制度已至山穷水尽，上自天子，下至庶民，都成为了其的牺牲品。《万历十五年》文末总结，“1587年，是为万历15年，岁次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晏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提高或者绝对保守，最终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实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所以我们的故事只好在那里作杯具性的结束。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
《万历十五年》采取传记体的铺叙方式，以人物为中心，选取不一样的主角来代表当时社会的不一样阶级，浓缩了明代中晚期社会结构，也浓缩了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这种描述方式使历史专题的研究变得大众化，让原本枯燥、单一、专业性极强的学术专著成为每一个人都能读懂的文章，每一个人都为之吸引的故事。六个主要人物，七个章节，看似个各各独立却有一条主线一脉相承。而作者对明代社会及社会制度的分析，乃至整个*封建社会及社会制度的分析紧紧围绕这条主线，在每个章节中缓缓展开、娓娓道来，潜移默化中打动着读者。
*期，在同事的推荐下，我阅读了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受益颇深。
此书内容丰富，涉及明代政治、经济、社会多个方面，作者从万历十五年这一年的几个事件作为中心点展开叙述，从国家政治制度、决策方式、知识分子等，层层加以剖析，将他们置身于整个历史发展进程中进行评述，冷静客观地探讨他们的功过是非，指出种种做法对将来的*社会造成的影响。作者看似随意着笔，实际上分析了晚明种种问题的症结，即以道德代替法制，整个国家发展的问题得不到解决，明清的衰落也成为历史的必然。
《万历十五年》英文版原名直译为《1587,无关紧要的一年》。黄仁宇这样概述“无关紧要”:“1587,是为万历十五年,次岁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这一结论,作者是通过一系列事件解读出来的：皇帝的怠政、张居正的独断、申时行的中庸、海瑞的固执、李贽的无奈、戚继光的自强，这些人或身败或名裂或郁郁而终,无不作为牺牲品遭殃受害。透过一个个人物的命运,作者梳理的是大明王朝的体制和政治状况。事实上，黄仁宇的笔触并未局限于1587年,而是纵览了整个明朝，乃至可以透视*两千多年封建王朝的政治与经济体制,追寻其衰落的必然原因。
《万历十五年》的章节安排几乎都以人物命名，万历皇帝属于最高统治者,而张居正、申时行是志在改进文官系统的皇帝顾问,海瑞是倡导复兴传统道德的地方官,戚继光是志在强军的武官代表,李贽则是一个思想的“离经叛道”者。
显然,人物的选择具有典型性，把人物与制度的故事放大来看,就出现了如下图景:万历皇帝独处权威的顶峰,但更大意义上却是皇帝制度的一种象征,受着道德治理规则的种种约束——祖宗成法、道德礼仪及文官系统的运作机理,这些约束不仅使他丧失了发挥个性创造力的机会,也剥夺了他作为一个常人的权利，所谓“专制、无能、贪婪”也可视为万历在自我意志屡屡受挫之后的“消极怠工”。张居正和申时行官居首辅,张居正10年新政,最终只能在文官们的道德责骂声中草草收场。由此可见,人物的悲剧实际上是一种与制度互动过程中无所作为的悲哀,无论是万历皇帝,还是张居正、申时行、海瑞与戚继光都不能以自己的行动分别使皇帝制度、文官制度(包括经济和法律制度)及军事制度得到改观。
我们渐渐了解了作者的历史观,从小处看，1587确实是*凡的一年,然而从这小处看开去,我们将视线扩大到前后几百年,无论政治家张居正还是申时行,军事家戚继光还是思想家李贽,不管他们做出怎样的努力,明朝的衰落已经无可避免,而究其原因,则是明朝开国以来的各种制度和举措造成的,是*传统的社会结构造成了整个**代以来的落后。这种状态从黄仁宇对张居正新政的评价中可见一斑:在下层行政单位间许多实际问题尚未解决以前,行政效率的增进,只会造成文官系统内部利益的纠纷,但这些实际问题不能引起技术的改进而只会被升级为道德问题加以解决,即用大而无当的抽象道德原则来掩盖问题和恢复*衡的状态。概言之，人物和制度的悲剧都源于一种“无法突破僵局”的悲哀。
在作者看来道德绝非万能，我们需要技术与法律这种方式来解决一些不需要道德出面解决的问题，道德的目的应是远大的，它是作为一个指引而非硬性的规定。如果将道德作为一种硬性的规定，则会出现两种情况，一是缺乏变化与活力丧失发展的机遇，二是对道德的挑战，这不仅不能使政策一以贯彻和实现，也会给社会造成动荡与不安。黄先生以史为鉴，警示今人，这也是他站在全球的角度以宏观的视角来审视历史，也正如富路特先生在英文版中的序言所言：“历史学家检讨过去的错误，以作为将来的警戒但同时也要忠告读者，保全有价值的事物。”
《万历十五年》像一扇窗子,打开了我们的视野,他教给我们看待历史的一种方法。黄仁宇先生在谈到自己写作的《万历十五年》时曾说:“不仅可把历史看作一个链条,也可把它当作一个鸡蛋来剖开。”透过1587年这个历史横断面,我们不仅看清它的细节,更可以把握历史的主脉；不仅可以了解它的外观,更可发现它的深层结构。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黄仁宇倡导的“大历史观”的端睨。意大利史学家克罗齐说:“一切真正的历史都是当代史”。读《万历十五年》，或许能启发我们换一个视角看问题，观察世界，回顾历史，透视人物，横看成岭侧成峰，远*高低各不同。这样，或许会有许多真切的感受，或许有许多独到的发现。
当前我们身处中华民族的巨大转型时期,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会越来越强大,这是我们每个人有目共睹的,也是非常值得我们骄傲的事情。我们要坚持不懈地学*马克思主义*化最新理论成果，不断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只有牢固树立和践行*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树立为追求在经济繁荣、政治民主、精神文明、社会和谐等各方面的共同理想，才能切实履行好自己的岗位职责，才能在自己*凡的岗位实践中积极为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奉献智慧和才华。
李贽，自相冲突的哲学家，其内心的剧烈矛盾在书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这样的矛盾也带给他悲观的心态，甚至在去世前写下了“七十老翁何所求”的诗句，或许这样悲观的心态也是导致他在狱中自杀的原因。
李贽内心自相矛盾的一个体现是在1587年他完成了一切对于家族的义务之后，次年即落发为僧。李贽是在儒家文化的熏陶之下长大**的，因此他一直是儒家的信徒。而儒家思想要求人们五德，即仁义礼智信，因此李贽一直肩负着家族的重任。而人们的家族观念之所以如此之重，是因为一个家族世代务农，单指望着能有一个走上仕途的能够光耀门楣，有这样一个念想，这个家族在几代之前就开始苦心经营，争取创造出一个好的经济条件。还是马克思老爷子看得清楚啊，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之后才能供孩子读书，科考，中榜，做官。
所以我们看到红榜上的一个名字，其背后往往是一个家族几代人的努力，那么你不肩负起家族重任，对得起谁呢？然而做官，就一定有他们想的那么光鲜吗？之前已经提到过多次，本朝的官员们被限制在严格的道德框架中，可以说是被简朴了。就李贽那点俸禄养家都困难，他还得教书补贴家用，可以说做这个官就只是有一个虚名而已，就这个虚名，也足以使他陷入无数的纠缠中无法自拔。
而李贽，这个哲学家，追求的是独立之人格，又怎会甘愿被世俗纠缠呢？于是，在姚安府任期到达之后，正值官运亨通之际的他毅然退休，在履行完对家族的义务之后，李贽便落发为僧。家族的反对声越大，他的反抗就越激烈。
不过李贽自相矛盾就在于他既然已经遁入空门，却并没有看破红尘。他的妻子去世后，李贽为此颇为神伤，写了很多诗来悼念亡妻，他还告诫别人，家里如果有亲人，千万不要落发为僧。忽然想起在一期《爸爸去哪儿》中，陈小春听到儿子Jasper说“我不要爸爸变老”之后的潸然泪下，梁咏琪当妈妈之后搁下了自己对于极限运动的热爱，我也想起了中兴程序员被裁跳楼后妻子的撕心裂肺。我们每个人都不是一个人，我们的身后有许多人需要我们来遮风挡雨。
所以才会有很多中年人感叹不敢生病，活着如此之累却依然咬牙前行，因为我们从来就不是为自己而活，即使看起来已经山穷水尽，想想家人，为了他们，也请砥砺前行。
从小，我就对*历史特别感兴趣，尤其是*古代史。通过文字记载，你可以深深地感受到古今的差距。但有一样东西是贯穿古今中外的，就是人的智慧。古代有令人惊叹不已的各种手工艺，现代有叹为观止的高新技术，这都是人的智慧的结晶。而人的智慧也体现在治国理政上，尤其是帝王。“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一句话就很明显地道出了历史的重要性。
黄仁宇先生是我上大学后，在老师的推荐书目中才知道有这么一个人。在我看来，《万历十五年》其实并不算是专业的历史书籍，只不过是引导人们从全新的角度去认识历史，向世人普及历史。对一般人而言，接触的历史就局限于初高中的历史教科书。对历史人物及历史事件的印象就仅仅定位于教科书的描述，如戚继光=民族英雄。除了从事历史相关专业的人以外，一般人都不会去了解历史背后的点点滴滴。因此，大部分人对历史的认知是片面的、呆板的。即使我也喜欢历史，但曾经的我也是这样。
在还没看这本书之前，我对万历皇帝的印象就是明朝的荒唐皇帝，三十年不出宫门、不理朝政、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可看了这本书之后，我才知道万历皇帝并不是我想象中那样的。由于嘉靖皇帝的荒唐事，万历皇帝的母亲和首辅张居正从小就用儒家的道理来教导他，要求十分严格。例如万历皇帝很喜欢写大字，而且年幼时就能写得很好。可正是由于这样，首辅张居正并没有表扬他，反而剥夺了他写大字的时间，认为是浪费时间，改学四书五经。在我看来，一个孩子能把大字写得很好就很不错的了，是值得称赞的。可万历皇帝并没有得到应有的表扬，反而被剥夺了写大字的爱好。可以说万历皇帝的童年时很艰苦的，没有一点乐趣可言。欲带皇冠，必承其重。也许在大多数人眼里，这是身为人君所应该承担的责任。但万历皇帝也是一个人，他也有作为一个人的需求，他也渴望玩耍、表扬。万历皇帝执政后期的荒唐与童年长期的压抑也有一定的关系。因此，现代的教育比较注重鼓励孩子，关注孩子的身心发展。
而万历皇帝登基后，在位初之十年，内阁首辅张居正主持政务，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社会经济有很大的发展，人民生活也有所提高。亲政后，励精图治、生活节俭，有勤勉明君之风范，开创了“万历中兴”局面。期间主持了著名的“万历三大征”，巩固了汉家疆土。这些都是万历皇帝的功绩，但现在我们大多数人印象中的万历皇帝都只是一个荒唐皇帝而已。因为万历皇帝的执政后期，常常沉迷酒色，荒于政事，致使大明王朝逐渐走向衰亡。而为什么万历皇帝会突然变得如此荒唐呢？这又不得不提他的太傅张居正了。张居正生前的名声很好，万历皇帝也很信任他。由于改革，张居正得罪了很多人，在他死后，很多他的政敌开始攻击他。起初，万历皇帝还是很信任自己的老师的，维护张居正。但张居正本人在改革期间，由于过于自信和心急，有些手段不太光明磊落，并不符合他臣子的身份。而且张居正并不是清廉的人，他经常收受手下的“孝敬”。也许在张居正看来，自己位高权重，一心一意辅助皇帝，底下的官员的“孝敬”是应当的，并没有什么不妥之处。在张居正逝世后，他的这些过错就被他的政敌利用。当他的这些行为被曝光后，万历皇帝觉得自己被骗了，在他心中太傅是忠诚的、清廉的，可事实却狠狠打了他一记耳光。这与他一直受到的儒家教育并不一样。至此，万历皇帝终于了解到儒家表面一套背后一套的本质了。万历皇帝的信仰崩塌了，他不知道到底什么才是正确的，所以万历皇帝后期变得如此荒唐并不是没有原因的。
除了张居正的`形象让我震惊之外，还有一个著名的历史人物也让我重新认识了他。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民族英雄戚继光。戚继光的确很有才能，也识时务，所以曾经也位高权重。但由于他是张居正提拔的，所以在张居正被清算后，他也被弃用了。这不得不说很可惜，可以说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了。可让我大跌眼镜的是，戚继光也不是一个廉洁的臣子。可能在世人看来，他的功劳远超他的过错吧。
张居正之后的首辅是申时行，一个致力于*衡文武官与皇帝的冲突的忠诚的大臣。他一直深信着万历皇帝会改过自新的，万历皇帝小小的为君之举也会让他欣慰不已。
明代的皇帝，除了世人比较熟悉的朱元璋和朱棣以外，其他的了解的并不算多。对于明朝，总体的印象就是皇帝比较荒唐，宦官比较势大。看了这本书后，我对历史人物形象有了很大的改观。无论是哪一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除了官方定位，也有属于自己的人生。他们并不是教科书上描写的那么不堪，或那么完美，但他们也是有血有肉的人，是历史巨轮下的拼搏者。
“总之，在历史上，万历十五年实为**淡淡的一年。”这是《万历十五年》第一章第一段的最后一句。没错，万历十五年的的确确是没发生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历史的脚步从未停止。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许多历史大事件都是*常的一点一滴推动而成的。当今的教育体系的确存在不少问题，但我们都在尝试着改革，慢慢推动着我们的教育向前发展。只要我们都努力拼搏，我们的教育也必将越来越完善。
《万历十五年》是黄仁宇先生的一部明史研究专著，也是他的代表作。
万历十五年，即公元1587年。在西欧历史上为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当年，在明朝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其间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
作者认为：“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作者揭示出了明朝虽然当时国力强盛，但已经开始落后于世界先进国家的原因。
有评论说：它是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的前辈，古时候的读书人，或者叫作儒生们，是怎样作人做事的。古往今来的读书人，从经典里学到了一些粗浅的原则，觉得自己懂了春秋大义，站出来管理国家，妄断天下的是非屈直，结果把一切都管得一团糟。大明帝国是他们交的学费，大清帝国又是他们交的学费。老百姓说：罐子里养王八，养也养不大。儒学的罐子里长不出现代国家来。万历十五年是今日之鉴，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之鉴，希望他们读过此书之后，收拾起胸中的狂妄之气，在书斋里发现粗浅原则的热情会有所降低，把这些原则套在国家头上的热情也会降低。
通读下来，戚继光给我的印象最深。后来又读了有关戚继光的其它史料，感觉戚继光虽是个伟大的民族英雄，但他也并非刚正不阿，也惧内，也和当朝首辅张居正拉关系。总之，人无完人。英雄也是一个*常的人。
教师节这天，(3)班的同学送了这本《万历十五年》给我。在表示感谢之余，也不禁哑然失笑。看来《明朝那些事》不仅影响了我，还影响了他们。
《明朝那些事》用七本书完整记录了整个明朝历史，而《万历十五年》只是选择了历年十五年，即1587年，帝国发生的一些重大事情，如张居正的死亡，戚继光被贬等，这些事情极大地影响、甚至决定了帝国未来的走势。当然这些史实，在《明朝那些事》中均有记载，而且“当年明月”更是将其讲得绘声绘色，引人入胜。
因此，《万历十五年》这本书并没有引起我太多的兴趣，基本上都是上厕所的时候断断续续看完的。
抛开人物、故事不谈，只谈一些对于明朝的文官集团的认识。关于这一点，在我以前的博文《明朝那些事》也有涉及到，不过当时只是简单地表达而己。因此，我准备在这篇读后感中，尽可能地展开关于这一点的讨论。
万历多年不理朝政，与只关注练丹的嘉靖皇帝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除了极少数的大事，比如战争，除了极少数的人，比如当时的首辅申行时，能够见到皇帝本人之外，其他的时间，那个龙椅是看不到人的。。他己经很早就废除了早朝，大的奏章也常常是有去无回，甚至大臣的请辞也是杳无音讯。因此，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正是因为万历骄奢淫侈才最终导致了后来的宦官专权、民不聊生。这种解读非常符合我们一般人对历史的理解。但是如果究其原因，就会发现，这一切的出现跟我们正史所歌颂的文官集团有着莫大的关联。
万历刚上任时，还是一个非常有抱负的有为青年。比如，定期出*各种名目众多的繁文缛节的礼仪活动，甚至从皇宫步行至天坛求雨等。总的来说，前一阶段的万历还是非常符合圣明君主的要求的。那么，是什么让一个希望有所作为的青年变成了不理朝政的人呢?
答案就是当时的文官集团。
当时的帝国己经形成了成熟稳固的文官集团，如果说皇帝是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那么，文官集团就是实际的权力操控者。这些文官深受“圣人”教导，并对这些信念坚定不移，希望以此来影响皇帝、改造社会。因此，纵观明朝整个历史，无论是精力充沛的朱元璋，还是有为的朱棣，或是碌碌无为的，让我记不住名字的皇帝，都是在与文官集团的搏弈中度过一生的。换而言之，文官集团决不是对皇帝唯唯诺诺，言听计从的无用之辈，即使在很多情况下，皇帝可以动用最高权力，对违背他的意志的文官进行惩罚，但是对于作为一个整体的集团，皇帝很多时候却是感觉无能为力的。
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立太子一事。万历本想立郑贵妃之子为太子，但这一决定遭到文官集团的强烈反对。理由是自古以来，太子都是立长不立幼。于是，围绕立太子一事，万历跟文官展开了斗智斗勇的较量，谁也不肯让步。
这让万历非常恼火。他自小即位，接受张居正的辅佐，绝大多数时候，他扮演的并不是皇帝的角色，而是学生的角色。该做什么，怎么做，一切由张居正来决定。比如，有一年他想跟母亲重修宫殿，以表孝心，但张居正以“己经很豪华”、“*应体恤民心”为由拒绝;再比如，皇帝练字练得很好，就在他洋洋得意之时，张居正说，“*的字己经练得很好的，从今以后，应该做些国事”，一句话，皇帝的这点爱好被剥夺了。
好不容易，张居正死了。万历长大了，也真正地掌握了最高权力，就在他准备大干一场时，却突然发现，他依然无法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做事，文官集团总是要求他按照他们的想法来成君成圣，而不是听从他的命令来做事。换而言之，万历想做一个有实权的君主，但是文官集团却只需要一个象征性地君主。万历曾抗争过，先是软的，软的不行，就来硬的。但是他发现，他可以很轻易地干掉一个人，但是却干不掉这个集团。
以言官为例。在明朝，言官的地位是很高的，也是很有力量的，这些言官，轻则弹劾同为人臣的官僚，重则斥责皇帝。比如，万历以身体不适为由，拒绝出*早朝时，就有言官上疏，说“皇帝身体不适，但是后宫却夜夜笙歌”，直指皇帝生活不检点。万历一怒之下，当然重责了该言官，但是该言官却因此获得了“因直获罪”的美名，以至于后来很多言官纷纷效仿，即使被罢、被贬，甚至被杀，却依然阻挡不了指责皇帝的浪潮。
到最后，万历累了、厌倦了。他既然无力战胜文官集团，就干脆放弃吧。于是，他开始拒绝早朝，拒绝出*各项重大的礼仪活动，拒绝接见大臣。皇帝的这一做法，当然引起了文官们的集体反弹，他们纷纷上书，直指皇帝懒散，甚至说，如果这样下去，将会国之不国，君之不君。但是大臣的奏折即使讲得字字见血，堆得比天还高，这个时候的万历己经懒得批一个字了，也懒得反驳，也懒得打回，任由大臣去骂去折腾，他祭出了“无为而治”的大旗!
事情就这么耗着，帝国也依然有条不紊地转着。只是1578这一年，张居正死了，社会改革嗄然而止;申行时回老家了，内阁里缺乏了一位主持大局的人;戚继光被罢免了，东南的倭寇又开始猖狂了。这一切，预示着大明帝国己经出现了覆灭的迹象。
除了文学，我最喜欢的书就是历史类的。对于历史本身，我也是颇有兴趣的，但可惜的是，纯粹的古人笔触我也是看不进去的，于是乎，现当代的历史著作变成了我的最爱。烟索重楼，月迷津渡，从书中走出来的一个个人物身上都有股子道骨仙风的气质。这些人大部分或是王侯将相，或是富贵显达，也有臭名昭著。总之，能够被记住的人身上，总有那么基础值得观瞻的地方。茫茫人海，凡夫俗子，又有谁会被永久的铭记呢？记得张爱玲说过类似的话，一个人，无论是好名或者是恶名，总比不留名要强。读历史，就是读那活灵活现的人物就是读那错综复杂的时间。读历史，是对人类的一次反省，又是对人类自身的一次升华。
读历史，不能错过明朝史，因为明朝史汉族掌握*的最终一个封建王朝。而读明史，就不能错过《万历十五年》，相对而言，我更喜欢这本书的英文名字《1687：a year of nosignificance》，直译是《1687：无关紧要的一年》。确实，万历十五年间没有发生什么重大的历史事件，但这些“细枝末节”恰恰是明朝衰落的关键。就历史来讲，有三个不可忽视的特点：一：学术性。黄仁宇本身就是一位大家，他的学术造诣是值得钦佩的。书中有着很多的历史资料来佐证作者的观点，且看附件中参照的文籍就能够懂得其中大意。在40年之前，有着一位双鬓斑白的学者，带着老花镜，手拿放大镜，在浩如烟海的古典文献中收集所需要的资料。这份努力，本身就有股酸楚的味道。二：坦诚性：作家本身所拥有的大历史观注定了他对历史上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都有着相当的了解。书中也说过：“用视而不见的态度抹去这些事实，就是不忠于历史；对一个英雄人物隐恶扬善，也并不是真正的推崇”。在这样的历史态度的引导下，《万历十五年》也显露出更为深刻的坦诚。原本的讲，对与错本没有什么界限，是与非也只在一念之间。所以，真实并且客观的对待历史就显得尤为重要。哪个太监被打了，哪个大臣的父母过世了，哪位夫人升为诰命了，哪位大臣又从
江北调往江南了。也许每一天都发生的偶然就会一不细心撞上一种必然——轰，硕大的明王朝就此灰飞烟灭……三：个性化的表达。个性化不代表标新立异，黄老就属于朴实的个性化表达。他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娓娓道来，艰涩复杂的历史文献就会豁然开朗，并且又增添了一种耐人寻味的厚重感，我们也更理解作者本身所蕴含的历史感与书香气。另外，本书适合各种各样的人群欣赏，因为识字的人就能看得明白，但其中的奥秘又是不一样层次的感受了。
读史是一种很畅快的情感，从中受益的过程更显得酣畅淋漓。而读了《万历十五年》，我最大的收获就是明白了一个为人处世的道理：要在拿得住的范围有所突破。拿海瑞和戚继光来比较：一文一武，在文人当道的明朝，似乎海瑞更应当吃得开，然而事实呢？“海瑞的一生体现了一个有教养的读书人服务于公务而牺牲自我精神，但这种精神的实际作用却至为微薄”。海瑞用他对律法的绝对忠诚，对自我要求的绝对严苛，对清廉正义的绝对奉行，使自我成为了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天下读书人，对他只能是又敬又畏，也仅有当他死后，才会让人大舒一口气。与此不一样，戚继光处处受挟制，但却终究成功的成为一名抗倭名将，带领他的戚家军傲视群雄。戚继光作为官员，有很多不好的*惯，例如腐败。可是他成功了，原因何在？正是那份妥协。很多时候，很多情景，不是凭借一己之力就能够有所变动的，在有把握的范围内施展自我的才华，使矛盾暂时搁下，不予激化，避重就轻，相信会有更能理解的结果。
接下来就得谈谈张居正了，也读了不少有关张居正的书了，光是感想就写了许多篇。可是这一次，经过《万历十五年》，我更理解在一个矛盾的王朝，张居正的矛盾有多深刻。张居正的宏图霸业自不必多言，但他身上先进与落后的地方，纠结又说不通的地方，又实在是吸引人。“张居正在理论上找不到更好的学说，只能以自我的一身挺立于合理与合法之间，经受来自两方的压力”。于是，不难理解，张居正的成就与改革是一个历史特定的产物，他的性格，与万历皇帝的年幼成就了他得以施加相权的条件。所以，一旦他的前提灭亡或者是皇帝的年长，就会很容易改变他的改革。说白了，他的梦想存在的本身就是一座空中楼阁，是随时能够坍塌的，是没有经济或政治的因素作为强大后盾。所以，如烟花般壮烈的悲壮也就在所难免了。张居正自身又是“无数因果关系中的一个幻影”，因为万历，有了张居正，有了张居正，有了延伸的大名五十年光景。
——《万历十五年》的读书笔记3篇
第一次听说这本书的时候是在3年前，去年在单位的图书阅览室看着小孩们整理旧书，《万历十五年》被他们当做旧书要拉走，我随手抽出留了下来。后来断断续续翻过一边，因为之前看过《明朝那些事》，所以书中的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等人都还能有些印象，人总是容易对熟悉的事物感兴趣，翻阅几页慢慢觉得很有意思。这次在北京与成都往返的火车上，又慢慢地读了一遍，渐渐觉得有点眉目了，就不免的想谈谈自己的感受。
黄仁宇老先生在一番逼仄煎熬之中提出大历史观，主张要“从技术上的角度看历史，而不能简单地以道德评价笼罩一切”，这是让人对此书颇感兴趣的一个重要原因。那天和子墨聊天，也谈到了这本书，听了他的一番见解有些豁然开朗的感觉，更觉得这是一本难得的好书，准备再翻一遍，顺便把自己的感受写一写。
书中第一章是从《万历皇帝》开始的，从京官接到不实消息而开始，一直讲到万历皇帝下令清查张居正而结束。这里面的故事都是从历史的故纸堆里检出来的，大部分都是熟知的，但是里面蕴含的却是意味深长的东西，慢慢咀嚼很有意思。关于万历皇帝和张居正，两人之间的关系是关系历史的关键性因素，张居正生前颇受皇帝信任，从小就在这位老师的教导下成长，登基之后成为元辅的张居正更是皇帝处理朝政不可或缺的倚重之人，尤其是1578年前后张居正离京前，万历皇帝表明心迹称张先生忠诚上薄云天，讲完后君臣感极而泣。如此的信任与被信任，应该是君臣之间十分美妙的关系，可在6年之后皇帝亲自下令抄了这位忠诚上博云天的张先生的家。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截然相反的结果，这里面的原因诸多，但是有几点是我想要说的：少年时期的影响，在皇帝心中种下了反抗的种子。我先举个例子。有个父亲特别喜欢教育孩子，教育孩子的唯一方式就是拳头，不管是生活还是学*中出了问题，没有劝说和引导，有的只有对孩子的打骂。孩子迫于这种威严，看见父亲总是显得胆小如鼠而且十分听话，可就是这个乖巧听话的孩子，私下里却说等到他拳头够硬的时候，一定会打回去的。这是一种让人惊愕的回答，难以置信却又无可奈何，在孩子心中已经种下了恨的种子。万历皇帝小时候在张先生的教育下读书学*，稍有不足，便会在先生和母后的威严教育下被处罚长跪，有时的这种处罚会长达几个小时之久。皇帝年方十岁，就在书法上取得不小的成绩，当他写完字赏赐给大臣的第二天，张先生就进谏让他不要再在书法这样的末节小技上花费时间了，皇帝的日课就取消了书法而只剩经史。皇帝面对这样的进谏，只能听从，因为为国大计。从小就被张先生控制着，等到登基以后还是如此，因此那颗种子在皇帝“决心破除他带给别人优柔寡断的柔弱印象”的激发下，开始慢慢地生根发芽了。
“表面看来虽是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将是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书中这句话说的非常好，有很强的哲理意味。当皇帝决心改变自己的印象时，首先就要摆脱张先生的巨大影响，再加上官僚集团的推波助澜，张居正这位权倾一时的政治家被炒被没就只是时间问题了。极点而后必退，人与人之间总是要有个度才好。有一个朋友讲到他一段感情时说，那时他是那么喜欢、那么在乎那个女孩，就连得知女孩所在城市的天有大雨时，也要急促促地一连三五个电话告诉她记得带伞小心被雨淋。事无巨细的关心，让女孩觉得要窒息了。后来，当然是以悲剧结束，他以为他那么爱她，而在别人看来完全是“用力过猛”。张先生把绝大多数精力投放在万历身上，从小时候该学什么、不该学什么，到后来登基了之后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规定的一清二楚，这种打着为你负责旗号的`规定和投入，其实背后还有自己私利的影子，为权为利，最终还是想把别人牢牢地掌控在自己手里。人最难掌控的就是思想，总会产生对自由的渴望，张先生和那套制度剥夺了万历皇帝的自由，所以，也就变相地剥夺了他们生前的*安和死后的安定。
历史的因果关系，恰恰是历史的关键。我们如果抛开历史这个重大的课题不谈，仅仅谈自己这个层面，你发现其实还是一样的，个人的因果关系也是个人的关键。张先生教导皇帝满口节俭，以至于皇帝没有钱赏赐宫女，而他自己却乘坐一顶32人抬着的大轿子，轿子中内分卧室及客室。这样的言行不一、生活奢华确实让皇帝动怒不小。所以，事情总有前因后果，看到结果顺着往前走总能查出原因，不可能无缘无故就变得物是人非了，在抱怨、不解的同时，静下心来认真找找，你总能在自己身上找到原因的。
*期，在同事的推荐下，我阅读了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受益颇深。
此书内容丰富，涉及明代政治、经济、社会多个方面，作者从万历十五年这一年的几个事件作为中心点展开叙述，从国家政治制度、决策方式、知识分子等，层层加以剖析，将他们置身于整个历史发展进程中进行评述，冷静客观地探讨他们的功过是非，指出种种做法对将来的*社会造成的影响。作者看似随意着笔，实际上分析了晚明种种问题的症结，即以道德代替法制，整个国家发展的问题得不到解决，明清的衰落也成为历史的必然。
《万历十五年》英文版原名直译为《1587，无关紧要的一年》。黄仁宇这样概述“无关紧要”：“1587，是为万历十五年，次岁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这一结论，作者是通过一系列事件解读出来的：皇帝的怠政、张居正的独断、申时行的中庸、海瑞的固执、李贽的无奈、戚继光的自强，这些人或身败或名裂或郁郁而终，无不作为牺牲品遭殃受害。透过一个个人物的命运，作者梳理的是大明王朝的体制和政治状况。事实上，黄仁宇的笔触并未局限于1587年，而是纵览了整个明朝，乃至可以透视*两千多年封建王朝的政治与经济体制，追寻其衰落的必然原因。
《万历十五年》的章节安排几乎都以人物命名，万历皇帝属于最高统治者，而张居正、申时行是志在改进文官系统的皇帝顾问，海瑞是倡导复兴传统道德的地方官，戚继光是志在强军的武官代表，李贽则是一个思想的“离经叛道”者。
显然，人物的选择具有典型性，把人物与制度的故事放大来看，就出现了如下图景：万历皇帝独处权威的顶峰，但更大意义上却是皇帝制度的一种象征，受着道德治理规则的种种约束——祖宗成法、道德礼仪及文官系统的运作机理，这些约束不仅使他丧失了发挥个性创造力的机会，也剥夺了他作为一个常人的权利，所谓“专制、无能、贪婪”也可视为万历在自我意志屡屡受挫之后的“消极怠工”。张居正和申时行官居首辅，张居正10年新政，最终只能在文官们的道德责骂声中草草收场。由此可见，人物的悲剧实际上是一种与制度互动过程中无所作为的悲哀，无论是万历皇帝，还是张居正、申时行、海瑞与戚继光都不能以自己的行动分别使皇帝制度、文官制度（包括经济和法律制度）及军事制度得到改观。
我们渐渐了解了作者的历史观，从小处看，1587确实是*凡的一年，然而从这小处看开去，我们将视线扩大到前后几百年，无论政治家张居正还是申时行，军事家戚继光还是思想家李贽，不管他们做出怎样的努力，明朝的衰落已经无可避免，而究其原因，则是明朝开国以来的各种制度和举措造成的，是*传统的社会结构造成了整个**代以来的落后。这种状态从黄仁宇对张居正新政的.评价中可见一斑：在下层行政单位间许多实际问题尚未解决以前，行政效率的增进，只会造成文官系统内部利益的纠纷，但这些实际问题不能引起技术的改进而只会被升级为道德问题加以解决，即用大而无当的抽象道德原则来掩盖问题和恢复*衡的状态。概言之，人物和制度的悲剧都源于一种“无法突破僵局”的悲哀。
在作者看来道德绝非万能，我们需要技术与法律这种方式来解决一些不需要道德出面解决的问题，道德的目的应是远大的，它是作为一个指引而非硬性的规定。如果将道德作为一种硬性的规定，则会出现两种情况，一是缺乏变化与活力丧失发展的机遇，二是对道德的挑战，这不仅不能使政策一以贯彻和实现，也会给社会造成动荡与不安。黄先生以史为鉴，警示今人，这也是他站在全球的角度以宏观的视角来审视历史，也正如富路特先生在英文版中的序言所言：“历史学家检讨过去的错误，以作为将来的警戒但同时也要忠告读者，保全有价值的事物。”
《万历十五年》像一扇窗子，打开了我们的视野，他教给我们看待历史的一种方法。黄仁宇先生在谈到自己写作的《万历十五年》时曾说：“不仅可把历史看作一个链条，也可把它当作一个鸡蛋来剖开。”透过1587年这个历史横断面，我们不仅看清它的细节，更可以把握历史的主脉；不仅可以了解它的外观，更可发现它的深层结构。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黄仁宇倡导的“大历史观”的端睨。意大利史学家克罗齐说：“一切真正的历史都是当代史”。读《万历十五年》，或许能启发我们换一个视角看问题，观察世界，回顾历史，透视人物，横看成岭侧成峰，远*高低各不同。这样，或许会有许多真切的感受，或许有许多独到的发现。
当前我们身处中华民族的巨大转型时期，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会越来越强大，这是我们每个人有目共睹的，也是非常值得我们骄傲的事情。我们要坚持不懈地学*马克思主义*化最新理论成果，不断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只有牢固树立和践行*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树立为追求在经济繁荣、政治民主、精神文明、社会和谐等各方面的共同理想，才能切实履行好自己的岗位职责，才能在自己*凡的岗位实践中积极为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奉献智慧和才华。
*期，在同事的推荐下，我阅读了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受益颇深。
此书内容丰富，涉及明代政治、经济、社会多个方面，作者从万历十五年这一年的几个事件作为中心点展开叙述，从国家政治制度、决策方式、知识分子等，层层加以剖析，将他们置身于整个历史发展进程中进行评述，冷静客观地探讨他们的功过是非，指出种种做法对将来的*社会造成的影响。作者看似随意着笔，实际上分析了晚明种种问题的症结，即以道德代替法制，整个国家发展的问题得不到解决，明清的衰落也成为历史的必然。
《万历十五年》英文版原名直译为《1587，无关紧要的一年》。黄仁宇这样概述“无关紧要”：“1587，是为万历十五年，次岁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这一结论，作者是通过一系列事件解读出来的：皇帝的怠政、张居正的独断、申时行的中庸、海瑞的固执、李贽的无奈、戚继光的自强，这些人或身败或名裂或郁郁而终，无不作为牺牲品遭殃受害。透过一个个人物的命运，作者梳理的是大明王朝的体制和政治状况。事实上，黄仁宇的笔触并未局限于1587年，而是纵览了整个明朝，乃至可以透视*两千多年封建王朝的政治与经济体制，追寻其衰落的必然原因。
《万历十五年》的章节安排几乎都以人物命名，万历皇帝属于最高统治者，而张居正、申时行是志在改进文官系统的皇帝顾问，海瑞是倡导复兴传统道德的地方官，戚继光是志在强军的武官代表，李贽则是一个思想的“离经叛道”者。
显然，人物的选择具有典型性，把人物与制度的故事放大来看，就出现了如下图景：万历皇帝独处权威的顶峰，但更大意义上却是皇帝制度的一种象征，受着道德治理规则的种种约束——祖宗成法、道德礼仪及文官系统的运作机理，这些约束不仅使他丧失了发挥个性创造力的机会，也剥夺了他作为一个常人的权利，所谓“专制、无能、贪婪”也可视为万历在自我意志屡屡受挫之后的“消极怠工”。张居正和申时行官居首辅，张居正10年新政，最终只能在文官们的道德责骂声中草草收场。由此可见，人物的悲剧实际上是一种与制度互动过程中无所作为的悲哀，无论是万历皇帝，还是张居正、申时行、海瑞与戚继光都不能以自己的行动分别使皇帝制度、文官制度（包括经济和法律制度）及军事制度得到改观。
我们渐渐了解了作者的历史观，从小处看，1587确实是*凡的一年，然而从这小处看开去，我们将视线扩大到前后几百年，无论政治家张居正还是申时行，军事家戚继光还是思想家李贽，不管他们做出怎样的努力，明朝的衰落已经无可避免，而究其原因，则是明朝开国以来的各种制度和举措造成的，是*传统的社会结构造成了整个**代以来的落后。这种状态从黄仁宇对张居正新政的.评价中可见一斑：在下层行政单位间许多实际问题尚未解决以前，行政效率的增进，只会造成文官系统内部利益的纠纷，但这些实际问题不能引起技术的改进而只会被升级为道德问题加以解决，即用大而无当的抽象道德原则来掩盖问题和恢复*衡的状态。概言之，人物和制度的悲剧都源于一种“无法突破僵局”的悲哀。
在作者看来道德绝非万能，我们需要技术与法律这种方式来解决一些不需要道德出面解决的问题，道德的目的应是远大的，它是作为一个指引而非硬性的规定。如果将道德作为一种硬性的规定，则会出现两种情况，一是缺乏变化与活力丧失发展的机遇，二是对道德的挑战，这不仅不能使政策一以贯彻和实现，也会给社会造成动荡与不安。黄先生以史为鉴，警示今人，这也是他站在全球的角度以宏观的视角来审视历史，也正如富路特先生在英文版中的序言所言：“历史学家检讨过去的错误，以作为将来的警戒但同时也要忠告读者，保全有价值的事物。”
《万历十五年》像一扇窗子，打开了我们的视野，他教给我们看待历史的一种方法。黄仁宇先生在谈到自己写作的《万历十五年》时曾说：“不仅可把历史看作一个链条，也可把它当作一个鸡蛋来剖开。”透过1587年这个历史横断面，我们不仅看清它的细节，更可以把握历史的主脉；不仅可以了解它的外观，更可发现它的深层结构。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黄仁宇倡导的“大历史观”的端睨。意大利史学家克罗齐说：“一切真正的历史都是当代史”。读《万历十五年》，或许能启发我们换一个视角看问题，观察世界，回顾历史，透视人物，横看成岭侧成峰，远*高低各不同。这样，或许会有许多真切的感受，或许有许多独到的发现。
当前我们身处中华民族的巨大转型时期，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会越来越强大，这是我们每个人有目共睹的，也是非常值得我们骄傲的事情。我们要坚持不懈地学*马克思主义*化最新理论成果，不断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只有牢固树立和践行*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树立为追求在经济繁荣、政治民主、精神文明、社会和谐等各方面的共同理想，才能切实履行好自己的岗位职责，才能在自己*凡的岗位实践中积极为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奉献智慧和才华。
——《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6篇
之前觉得张居正、申时行的差异在于与文官集团打交道的方式，现在觉得不太准确，应该是在皇帝这一政治个体与文官集团的政治团体之间的处事方式不同。
通过万历的叔祖正德皇帝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帝国的*稳运行不仅在于文官之间的*衡、和谐，还要关照皇帝与制度（即文官集团）之间的关系。正德皇帝跳脱的个性不允许他仅仅作为一个权力的象征配合制度运行，大学士在政治上的无能导致皇帝和文官集团的对抗状态，以致政体的瘫痪。
而万历皇帝有着和正德相似的个性，他有大展身手复兴帝国的愿望，而同时，这与文官们的期望往往相互背离。作为文官之首、皇帝的顾问，大学士的处事手段就显得极为重要。
张居正对皇帝和文官同时使用霹雳手段，以自己的影响力同时强行驱策两方力量，结果是死后两方共同进行的反抗。而申时行则是另一个极端，同样是不偏袒，他想在两边都做好人，让两方都觉得和自己是一伙的，这样在解决问题时自己在双方都有一定的说服力、影响力。
然而对于一般的.问题，他可以“处心积虑不动声色在幕后解决问题”，而且从黄河治理的例子中可以看到申时行处事心细如发以及这一方式在效率和人事稳定上的优越性。但是，一旦面临立储这样关乎文官生存、皇帝基本权利的大事上，在两方都想做好人的结果就是都做不成好人。作者：张静怡
“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技术之不及。”这是书中最后说的一段话。
万历十五年，即公元1587年，看似*静的一年，却有很多不起眼的小事发生。正是这些末端小节，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
本书详细分析了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和李贽的一生，一群在历史书里熠熠生辉的名人，却有着相似的悲剧人生，具体的细节就不在这里剧透了。
程朱理学将儒家圣人“周孔”打造成“孔孟”，从孔子想回到过去理想状态下周公制定礼仪的社会，变成现在人们熟悉的“孔孟之道”，“人之初，性本善”。儒家思想从汉朝独尊儒术到现在的发扬光大，成为*2000年封建社会的道德标准。本来就是政治家们为了稳定社会秩序使用的手段，程朱理学正是当时儒家的学派的顶点，而说起缘由，其实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用一句话说，就是考试考了。能当官才是硬道理。
而这样培养出来的人才，就形成了明朝最强大的集团，文官集团。
万历皇帝因为立太子的事情，被文官集团攻击的体无完肤，原本儒家思想只是统治者为了社会和谐使用的手段，却成为了文官集团手中的利器，导致皇帝三十年不上早朝，刷新了世界吉尼斯纪录，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作为我中华泱泱大国的一把手，居然连死后和谁合葬，立谁是太子这样的事都决定不了，那么谁才是国家真正的统治者？
张居正在任期间大兴改革，整顿吏治，管理监控土地，让国家有了十年粮食储备，正所谓人走茶凉，人亡政息，查抄清算，儿子被逼自杀。根本的原因就是改革内容和固有的政治逻辑相冲突。
戚继光大败倭寇，在任期间几乎未尝一败，但是发明的新战法武器无法执行，被文官集团在后方制肘，在万历十五年默默死去。
这其实不是他们个人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是一种困境，儒家思想教条主义的困境。万历皇帝死后20多年满清入关，结速了*统治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
最后，*没有西方中世纪的宗教之争，但并不代表没有宗教，实际情况是，孔孟之儒家，便是*千百年的垄断宗教，而文官者，名位公仆，实为统治者。文官集团虽然以孔孟教条自居，但对教条从来是以工具视之，其弘扬、遵循与否，取决于与自己的利益相符。这本书深刻描写了万历十五年这一年间六位具有失败人生，且红遍历史长河的著名人物被文官集团利用孔孟之道裹挟下的无奈人生，更利用“大历史观”通过六人展现地历史的侧面，将明朝的灭亡成为了这一年“蝴蝶效应”下的必然！好书！非常值得多读、细读！
和我一起读这本书的同学们多感慨此书行文散漫，思想飘忽，理解起来似乎总在得与不得之间。读过第二遍以后，这本书给我留下了远好过初读时的印象。《万历十五年》的文章叙述看似漫无边际，却是形散神不散。
先从历史分析的角度来看，作者从万历一朝中的小事件着力，一步步地展开了这幅晚明的历史图景，通过事件之间严谨的逻辑推理，从一个个悲剧性的历史人物身上解读出技术与道德在*古代的冲突和妥协，实是精彩，再看作者使用的史料类型，本书多引《明史》、《明实录》、《皇明经世文编》等正史典籍，虽然书中许多场景皆存在着作者的想象，但对本书的严谨度影响不大。
此外，本书最大的争议之处在于第七章对李贽哲学的论述，可惜笔者也是门外汉，不能参透其中奥妙。但分析过多种不同的观点后，我认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黄仁宇先生在研究*历史的时候存在一些海外学者共有的态度，即*这样的社会，很难自发产生新经济、新思想的萌芽，最可能的情况是在外力作用下“被现代化”。这种偏见可能影响了他对相关史料的取舍。
总的来说，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通过对晚明一个年份的深度聚焦，使我体会到了明代*官僚阶级的运作方式，也意识到了技术与制度在现代国家中扮演的不亚于道德礼仪的重要作用。与此同时，黄仁宇先生对明代*的发展道路做了鞭辟入里的分析和论述，但为了贴合主题，在对史料的取舍方面作为史家有失偏颇，不够公正，难免引人诟病。此为美玉之暇，亦为本书的一大遗憾。
虽然还是不明白为什么命名为《万历十五年》，虽然还是不清楚什么是大历史观，但是呈现的是立体的历史，立体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而不是非黑即白的历史教材或者历史电视剧。就比如戚继光，民族英雄，但能在盘根错节的政治中，稳如泰山、步步高升，难道只靠军事才能、爱国热情可以做到的吗？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我不懂政治，也不懂历史，但我从历史中读到历史时代赋予历史人的枷锁，却掩饰不了首先是作为人的本性，万历作为皇帝，率土之滨，莫非王土，然走不出深宫囚笼；作为一个男人，喜欢谁都要被人管束，想给老婆送礼物都要打白条；作为一个人，吃喝拉撒、七情六欲都要被人指指点点。一个想要赢得身边人、天下人的认可，却感觉力不从心、无人理解。皇帝也首先是个人，张居正、申时行、海瑞等等也首先是个人，然后才是历史人物。看完《明朝那些事》，感觉王阳明活得最明白，过得随心。
另外，看到了很多好玩的地方，火者、裸奔，比现代房车还房车的轿子……古人真会玩。
这本书可能以后再读时会有更深的理解吧！
《万历十五年》，听到这本书的名字时，我并不明所以。直至略略地翻看了一下其中的内容，才得知这是关于明神宗在位期间的故事，在这位长达28年不上朝的皇帝朱翊钧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深感好奇。
正如本书的原英文名《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万历皇帝所在位的第15年，也就是1587年，不过是一个**无奇的年份，全书也讲述的是关于万历皇帝在位期间发生的一些似有似无的小事。但在读完全书之后，我才模模糊糊的明白，作者想要给我们传递的是他心中大历史观的意义所在
本书的重要人物明神宗，明朝的第13位皇帝，九岁即位，在位48年，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他的一生，并不像我们想象中的那么荒诞无度。事实上，在他的老师张居正的辅佐和母亲严厉的教导下，这位年轻的皇帝，在最初的十几年，开创了"万历中兴"的局面。对一个皇帝来说，这是极值得称赞，也是最能够体现他励精图治，一心为国的本质。只是后来随着年岁的增长，老师张居正的去世，母亲的松于干涉，让他的性格从优柔寡断变得强硬乖张，国本之争之后便倦于朝政，深居内宫。于是在他的从政历史之中，让人惊艳的并不是他所一度开创的太*盛世，反倒是那将*30年未入朝的举动成为他的标识。而本书的其他人物，就如同作者在书中所说：“最后的结果都是无风上颚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
初读时，我便感到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十分悲剧的，但这种悲剧却并不令人出乎意料。也许是在一些小事上面体现的，我认为万历皇帝性格的演变，对待事情的态度和大明王朝自此之后的发展，都是有因可循的。而在读过两则附录和《<万历十五年>和我的"大"历史观》后，我似乎又陷入了更深一层的思考。
就如之前所说，万历皇帝性格的变化，是因为他遇见了精神上的爱人—郑氏。而少年时期的勤于政事，在老师张居正离开后，也变化成为了成年时期的反叛惰政。而究其原因，也是因为大明王朝刻板的政治制度，不懂得变通创新，看似皇权高度集中的背后，实则是文官集团对皇帝无尽的质押。万人之上的明神宗，在内主持了著名的万历三大征，对外扩张了本国的领土，巩固了国家的统治，却没有能力，将自己喜爱的儿子立为太子。无论是命令还是央求，最终都抵不过文官集团的反对。即便是以28年不上朝作为无声的反抗，也没能改变文官集团最终的决定。一朝皇帝如此，百官*民更是如此。无论是清正廉洁的张居正，还是孤独的将领戚继光，都没有理想中完美的结局。然而在当时，经济社会还是有很大的发展，人民的生活也有所提高。谁也没有想到这无关紧要的一切，竟然会加速大明王朝的衰亡。将眼界放的更远，放到历史之中，就会发现这**无奇的一年，实则暗藏了许多玄机，并且为明朝之后的发展，下了不可扭转的一棋，直接决定了明王朝的必然灭亡。
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丁亥次岁，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至此，作者想要表达的大历史观，毫无保留的展现在我们面前。他说，历史学家检讨过去的错误，作以将来的警戒。也许很多事，就如在中华上下5000年之中的万历15年一般，实在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然而，这年间发生故事的背后，却隐藏着导致一个王朝灭亡的巨大危机。而这巨大的危机也正是那些，在当时看起来毫无用处的小事，一个个所堆积形成。
这其中的道理，于国家而言，便是汲取其中的教训，制定出修改的方案。于我们而言，便是不要轻视遗漏生活中那些容易被忽略的小事，那些，也许将来能够扭转你一生的"小事"。我想这便是《万历十五年》给我留下的道理。
初读《万历十五年》，幸而，这显然不是一本枯燥乏味的历史书，作者运用了*和的记叙手法，这点倒是让我想起了曾十分爱看的《易中天》品三国，当然这本书更严肃一点，通俗易懂的文字将我们置身于明朝之殿，以及其错综复杂的利益争斗，人情善恶，和让万历及读者都有些倍感无奈地政治体制，文官体制。
1587，无关紧要的一年，但就像风暴前的*静，又如同作者黄先生所说：“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其间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
万历皇帝10岁登基，在位长达48年，又有张居正这样的能臣亦或是奸雄，这不禁让我想起清朝一位流芳百世的英明神武的君主——康熙皇帝。同样是幼年登基，在位时间冠绝该朝，同样有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却为何命运迥异，一个被认为是明朝衰败的根基所在，一个却开创了康雍乾盛世。首先，不得不提对万历有着深远影响的大学士张居正。
在万历年幼时，张居正在危难之际保全了皇室的安全，并进而成为首辅大臣，对于万历的种种事物牢记于心，他是一个有野心的政治家，是他首先意识到明高祖所建立的统治制度，随着时代的变迁，岁月的流逝，越发显得不合时宜，他力推改革，成就了万历即位以后第一个欣欣向荣的十年。但我认为，也正是他毁掉了万历，张居正权倾朝野，组建利益集团，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颇有鳌拜功高盖主的味道，为积弊已久的朝堂埋下了隐患的种子。而万历皇帝呢?对于张居正他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是怀有对前辈的尊敬，还是对他庞大的政治力量有所依赖，有所依仗，还是对于这位朝中具有无可比拟地位的大臣，心生恨意? 张居正去世半年后，因为各种言论，弹劾对张居正的冲击，让这位亲政不久的皇帝感到对他的信任简直就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张居正和冯宝，万历年少时最为亲*的两人，后来都不得善终，这对万历的心理上觉得也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和难以磨灭的创伤。
另一个让万历变得不死朝政的原因就是让他倍感无奈的政治体制——文官体制。身为九五之尊，也只能是一个“活着的祖宗”。长期以来，*一直以儒家思想为正统思想，不仅是正统思想，更是统治思想，本来这是帝王用来喝令权臣，统治天下的思想利器，个人认为最能体现这一思想的便是一句“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岳飞亦或是《水浒》里的悲情英雄宋江，都未能摆脱这一思想，但时至万历，已经变成了万历想励精图治的巨大障碍，没有统治，只有约束。万历无能为力，只能以消极的态度对待朝政，对待群臣所谓的道德压力，于是开始了不理朝政，不思进取的万历年代。
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但以秦国商鞅变法为先，统一全国，依法治国的效力可见一斑，但秦国又迅速地覆灭，秦王的横征暴敛，滥用劳力，民不聊生，固然是一方面，但哪个朝代的后半期又不是这样?我认为当时的人文思想没有统一，没有被君君臣臣的思想所束缚住，也是原因之一。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不仅仅是一种人文思想，更是一种统治文化，一种将天下士子的思想能集中统一的利器，是一种帝王之术。古代科举制度的论题一般也以孔孟之道，四书五经之类为题，而一般不以时事政治，怎样具体的治理国家为题，因而这种道德至上的风气一直伴随着整个*封建社会，重德轻法的弊端便是许多行政，经济，管理问题变得政治化，道德化，上纲上线，难以以统一的数字化标准来衡量好坏，造成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局面。
作者也在书中评注道：“*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律，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写作本书的目的，也重在说明这一看法。”
万历虽也曾有雄心壮志，但终究还是一个悲情皇帝，思想道德上的束缚成为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虽在位长达48年，但长期不理朝政的他还是留下的骂名与非议。 当我们徘徊于王朝的兴盛与没落之间，我们是否能够回归历史，正视历史。本书留给我们的最大思考，便是道德与法律的关系，显然万历的悲剧说明了以道德代替法律荒谬之极，但反观当今社会，我们拥有了比那时健全的多的法律制度，名目繁多的法律多到直接催生了律师这一职业，但显然道德的缺失又成为了一大问题，道德问题无法通过规章条例来硬性规定，如同小悦悦事件的冷漠路人，他们应该受到道德的.谴责，但如果受到法律的制裁，是否也是一种悲哀?是否违背了以人为本的精神?那怎样才能找回社会所应具备的基本价值观，人生观，道德观，这又是一个当今社会继续思考的问题。
当我们行走与历史与现实之间，我们是否能以史为鉴，哀之鉴之。万历的悲剧我们不会重演，但我们应积极思考现代社会给我们带来的问题，避免成为下一个悲剧。
——读《万历十五年》有感 (菁华6篇)
公元一五八七年没有弥赛亚的诞辰，没有先知的教诲，没有预兆变迁的星斗闪烁满天。有的，不过是一张张脸罢了，一张张疲惫地奔波于历史的定格之中的脸。
万历注定不是属于帝王的时代，这张脸谱中注定没有多少王权的神气。大明王朝注定只是封建史上的.一个瞬息，而万历朝大约是合眼的前奏，毕竟紫禁城中休憩的已不再是一个雄心壮志的统治集团，这点，万历之前的嘉靖就感觉到了——万历同他一样早年登极，充满变革和振兴的希望，但这一些希望都随着自身年龄与矛盾的增长、深化渐渐瓦解。明孝宗（弘治）应当感到悲哀，因为他的子孙没能像他那样扭转祖宗留下的可怕局面。也正是因为如此，多事之朝才如同一出又一出的折子戏，留下那么多红红绿绿的角色。
惟独有个人不绘脸谱，单看他一眼就觉得有凛然之气扑面而来。他不是贡生，乡试出身，也不应是有权对别人吹胡子瞪眼的那一类，却绝对有憋着气唱大红脸的天赋。他叫海瑞，就是鼎鼎大名的海刚峰。如果出生在当今社会，他一定算是个勤奋的好少年，与此同时，又是无知的愤青。想要为萎靡的朝政打一剂强心针的他，若不是有打不死的勇气，怎么敢傲立于群臣之中？说他简朴，却又嚣张，普天之下，凡为仕者无不惧其威风；说他忠诚，却又不能扛顶风的旗，固执于毛皮小事之间。一个儒道的修行者，一个斋戒灵魂的素食者，他因为与尘世相触而不再是圣贤。这不仅是海瑞的不幸，更是明王朝的不幸。他以一种极端的方式舒展自己的政治才华——以博得帝王的信任。但嘉靖尚道，万历重情，他只能做一面没有人去照的镜子，被搁置三朝的老臣。
明朝没有李世民，没有长孙氏，宫廷中人人戴着面具。读《明史》我几乎没有抓到一个背影，但庆幸《万历十五年》让我勉强看见了一个海刚峰。几乎孤芳自赏的他，行走于浓妆艳抹的人群中，很干净。他死的时候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镜碎了，却没有人去补。
万历十五年，一五八七，明代的又一面镜子不在了。在一片景仰的声音中，海瑞那张不戴面具的脸成了永远的幻影。他的矛盾并不来自内心，而是与外界摩擦的结果。我不想假设他为那个时代的良心，或许他没有资格，李贽有，因为他忏悔过。
海瑞不会回头，他不知为何要忏悔，他要做信念，而不是心的殉道者。大明王朝合上眼的前一刻，他或许，是最后的那个愤怒的拳头。
脸？对，他的脸，不过是一张皮。皮下的，才是硬骨头。历史的脸谱是多端的，但油彩背后的，方是本原。一面能透过它的镜子，是不是很好？
选择阅读《万历十五年》的原因与《明朝那些事儿》有极大的联系——《明朝那些事儿》常常与《万历十五年》拿在一起被人比论，而《明朝那些事儿》也被我划在小说一类中我很喜欢的历史文学类系列丛书。我对《万历十五年》产生好奇，自然也有理可循。大约花了一周读完这本不算厚的“史书”，又延伸了一下相关史料，我开始写这篇读后感。
首先是我了解到的有关本书的地位评价。《万历十五年》可以说是一部改变*人阅读方式的经典，是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的成名之作，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这本书首次以“大历史观”分析明代社会症结。“万历十五年”即指公元1587年，本书开篇黄仁宇先生就说明了为何要单讲万历十五年。这一年在西欧历史上为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而在*，这**淡淡的一年中，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从目录我就产生了亲切感，我想这样一目了然的目录更方便读者从中寻得因果。申时行、张居正、海瑞、李贽、戚继光等人的名字一挂，我也就大概了解了作者行文的方向与着笔点——这本书取一年为题，前后延伸，通过几个不同类型的人物和故事讲述着明朝的历史，甚至是整个*古代的专制体制。
结合阅读和课下资料查找，我认为本书要讲述的最终论点是*古代落后的原因，也就是道德代替法律。在我们高中所学和课外阅读不太难想到，集权的目的是皇帝在政治、经济、文化几个方面实现对权力的集中，但是读完《万历十五年》我又会想，真正意义上的集权是否一定取决于皇权呢？站在本书引导的角度，国家的*体制发挥着最大的作用，不仅仅是皇帝一人，还有他背后的文官集团，更可以追根溯源说是儒家思想。因此书中所再三“强调”的万历皇帝不能立心爱的女人为皇后、不能立喜爱的儿子为太子，不能决定死后自己和妃嫔的墓葬——万历在史上一贯消极的作风或许我可以将其看做一种无形的抗争。从某种角度看万历一直在和庞大的集团做着对抗，在以往的历史学*中老师称之为中央集权的斗争。权倾朝野的张居正、颇有思考的申时行也一直在背负着那个庞大的文官集团的压力——这就是国家的制度——或者说道德制定下的制度和法律。（均为不专门学*研究历史的我的个人看法，如有误解之处还请老师原谅）。那么按照我的这种看法，书中花费诸多笔墨去记述礼仪、制度，我也可以对自己做出一个合理的解释了。 括而言之，《万历十五年》给我的感觉比《明朝那些事儿》要更为稳妥真实，读它的时候更像是在听一位年高德劭的学者在细细向我分析，但是它和那本书一样在于二者的语言都*和而浅*，使我这个仅仅是对历史感兴趣的“门外汉”也能得到很多有价值的观点与思考。相比而论，我可能会更喜欢《万历十五年》。
读完这本书我也有了关于自己的一些感触（同样是非专业学*研究的观点），古代*的体制问题不仅使黄仁宇先生产生思考，也使我有所困惑。没有西方的大炮轰炸，*的体制会改革么？从一方面看：封建体制的顽固与与生俱来的安土重迁思想；从另一方面看：体制内部自身的稳定性也促使着其自身的微调和变化。李贽的悲惨下场与同时期西方对各流派思想的宽容相比，西方的改革当然更为容易——又或许我们从程朱理学说起，清朝不能算作落后于西方的开始，因为它不过是走着前人体制的老路罢了。
《万历十五年》是我寒假读的第二本书，第一本是《红楼梦》，我在读完《红楼梦》之后，不知道该怎么评价这本书留给我最初的印象，我觉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微妙而复杂，而更多的是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上。而读罢《万历十五年》，我又不得不为黄仁宇深刻的思考所触动，*社会的管理过多的依赖道德而不是法制，这哪仅仅是明朝所特有的呢？殊不知，在接下来的清朝一直到如今，社会上都不可避免的存在着或轻或重的管理问题。
《红楼梦》是小说，尽管有许多内容是虚构的，但是毫无疑问，小说的情节是建立在生活的基础上的，是生活的再现与升华，所以里面大部分内容可以作为我接下来论述的凭据。
余秋雨在《千年一叹》中提到过：*人将过多的精力放在处理人际关系上。这一点在《红楼梦》里体现的淋漓尽致。或者说《红楼梦》当中的人物关系是建立在这样的事实面前展开的，随便举一两个例子，比如黛玉刚进贾府，一个“步步留心，时时在意”一方面反映了黛玉的心思缜密，深谙人情事理，但更反映了在当时社会上人与人交流与相处存在的一种隔阂；又比如众人讨贾母的喜欢，泼辣的王熙凤、“佛爷”似的王夫人、正经而又严肃的贾政还有那宝玉这些自不用说，单说贾母给宝钗庆生辰请邢夫人、尤氏和惜春，一个“不敢不来”已经将伦理体系的大家长所具有的威慑力体现出来。
《红楼梦》里面还体现出了一种强烈而又自然的“脸面观”。在《红楼梦》当中，我们能经常听到婆子骂丫环，或是主子骂奴才，而其中经常出现的词就是“上了脸了”，毕竟在奴才或是丫环的心里，脸面与身份是对等的。“上了脸了”，其实一方面是由于身份对他人脸面价值的内心的不认可，而另一方面是对脸面的有无并且多少与地位的直接挂钩深表赞同。
以上所详述的身份、脸面都是建立在儒家道德的基础之上的，而贾府被抄家，同样也是由于道德，即在道德层面上社会的不认可。而贾家在道德上的失败，归根仍旧是道德治家的的缺陷。
由家上升到国，这种问题就更加深刻并且以新的形式地暴露在社会管理层面，这在《万历十五年》中有较为详尽的叙述。
在《万历十五年》中，黄仁宇以历史上极其普通的1587年切入，从波澜不惊的表面深入剖析了时代背后涌动的暗流，而这股暗流，即社会的发展与传统的文官制度之间的矛盾，即将浮出水面。作者在《万历十五年》中分析了这种文官制度的“顽固性”（姑且称之为顽固性）。尽管有身体力行，得到皇上支持且努力想变革，更确切地说，改善各种制度的首辅张居正，但是以一己之力对付“全天下的读书人”，结局可想而知，并且由于张居正侵害了文官集团的利益，最后死后落到身败名裂的下场；尽管有清楚地认识到文官的双重性格，并且努力地折衷调和的申时行，但是作为首辅的他，承担着文武百官的表率以及与皇帝最亲密的大臣双重身份，一旦不能够履行好其中之一尤其是前者，他将自然为统治者或大臣所不容，所以在最后他对立储的立场被公布之后，自然而然地为百官踢出。以上两位首辅一则自起炉灶，希望行政效率的提高，却适得其反，由于严厉的政策导致的*氛最终使文官集团破裂；二则从中调剂，恕道待人，来补救文官之间的空隙，但是单单纯粹的补救永远也挽不回这座欲塌的高楼。他们都希望凭借自己的力量试图来挽救这个摇摇欲坠的帝国，然而文官制度像固执的一头冲向悬崖的牛，虽然这种制度已经愈发暴露出它的弊端——财政无法得到有效利用，军备的效能极低，腐败问题严重……国家处于这样的困境之中，但是只要人民能安分守己，这种得过且过的日子，文官们并不准备拒绝。
宋朝的这种文官制度的思想基础是建立在“四书”上的，而“四书”则是这一个庞大帝国的圣经。“四书”被千千万万的读书人所诵*，朝廷通过科举制度选出优秀的“‘四书’学*者”，组成文官集团，而大大小小的文官，他们所共通并且共同恪守的信条就是“四书”的训示。毫无疑问，一个人并不可能时时刻刻恪守这些信条，纵然有也不会被时代所接纳，举出海瑞的例子，海瑞在大部分的人心中是一代清官，没有错，他一生为官廉洁，死后只留下白银20两，他是令人尊敬的，但这也恰恰反映了文官集团并不是一个团结的共同体，相反的，内部才会出现像海瑞这样的道德模范。说海瑞是道德模范，是因为他也是文官制度的产物，并且拥有恪守所有道德准则的信念与勇气，但也正因为如此，他为官时并不被大家所喜欢。最初制定这一信条的统治者，希望依赖这文化的传统来维持和运转整个国家，但是这种文官制度随着时间慢慢变质，而变质的原因，便是因为人具有阴阳两个不同的方面同时又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复杂性，而仅仅凭借儒家一些简单、粗略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无法有效实行的原则来束缚人从而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还有一样事物能够弥补以上所有的不足，那便是法律。如果百官恪守的是法律而不是简单的信条，那么这个国家的发展潜力还很大，但情况并不是这样，法律并没有成为国家被治理的依据，相反地，法律在这个帝国的体现简单而又粗略，一些简单的民事纠纷只是由乡间的仲裁来判定，只有刑事案件由官府审理，而官府对于这些案件都有固定的规则，如“**偿命”等等。而导致这一情况产生的原因，其一是由于我国幅员辽阔，整个帝国实质上是由大大小小的乡村集合起来的集合体，所以如果以法律为本，实际运行中就会遇到操作繁琐、耗费大量时间与精力等问题；其二是因为现行的法律制度是为文官制度服务的，司法从属行政，那么*的统治便可以实现一元化，归根结底，这有利于巩固文官的统治地位——这也就是文官的双重性格，即表为公仆实为主人。所以，帝国的一点烛光并不能带领这个帝国走出黑暗。
然而，并不能就这样否定文官制度存在着巨大弊端，毕竟，它曾作为治国的政策并且取得不错的效果，随着社会的发展，那么这种制度的维持，必定是再也不能为时势所容许，但是许多社会管理问题依旧会存留。
文官制度的实质即为道德治国，回归到《红楼梦》中贾府抄家事件，其中的皇上并不曾正面出现，但我们不难感受到，皇上的喜怒决定着贾府的荣衰。试想元妃省亲之时，家父是何等的荣耀，但在道义上被皇帝否决之后（这一点不难从西*王在转达的皇帝旨意：“贾赦交通外官，依势凌弱，辜负朕恩，有忝祖德，着革去世职。”），家族很快便衰败了。岂止是贾府，社会上所有家庭都处在这样一个风雨飘摇的处境之中。这不难反映在人治社会中，财产权无法得到保护。反过来说，就是家庭需要法律与契约的保护梅因在其著作《古代法》中提到：”所有社会的进步运动，到目前为止，都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而从不*等到*等，从等级制度到*等契约，正体现契约精神即法治精神。从《红楼梦》中体现出的“家”的困境，到《万历十五年》中体现的“国”的困境，我们不难看出道德立家与立国的弊端。由此，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以依靠道德为主要途径来感化他人的道路上，而应该加强法制建设，利用法律进行社会管理，必将促进整个社会的发展。
前些日子笔者认真拜读了黄仁宇先生所著的《万历十五年》这本书，在刚看到书名的时候，自然而然我把《万历十五年》当作一本常规的历史书来读。但其实，真正读过了之后猛然发现这本书不只是一本历史书，更不仅仅只有这一种读法。
纵览本书，在万历十五年，这个春寒料峭的1587年里发生的林林总总，一切看似*淡无奇，却已为大明王朝的衰颓埋下了伏线。怠政*的万历皇帝、厉行却悲剧收场的张居正、尽心帷幄的首辅申时行、孤独的将领戚继光、清高矛盾的哲人李贽……某一年，某一人，这种切入笔法细微得很，但牵动全文的是一条张驰自如的线：牵出这高拱、郑贵妃、邹元标，牵出耕织伍旅、财贷制度、民德风俗，牵出官场的阴与阳，皇尊的欲和权。合上书后我鲜明地感受到这里边里承外合、互文相应的妙处。
此外，这本书最让我意外和印象深刻的有两点。第一是没想到历史书竟然可以这样写，作者取一个特定的年份，然后串起所有的事情，用一个人传记式的描述，串联展现一幅宏大的历史画卷。其次，在大家的思维中，总觉得王朝中皇帝最大，皇帝说了算；在任何一个组织中，第一把手说了算。但是这本书却告诉你了另外一种规则：一个组织一旦形成，同时也会形成一种独有的惯性。这种惯性力量很大，个人有时根本不能抗拒，甚至皇帝都不例外。因此，从一个组织的惯性就可以窥探一个组织的生死存亡。
所以说，这本书不是一个书斋学者所写出来的作品，而是融入了作者本人奇特经历和深刻感受的作品。在这样的作品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东西，心理学上的，政治学上，组织学上的，管理学上的，很多现象和道理都可以触类旁通。而这正是本书带给我们不一样的理解和体会。
我想，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读法，每一个人都能读出属于自己的《万历十五年》。
公元一五八七年没有弥赛亚的诞辰，没有先知的教诲，没有预兆变迁的星斗闪烁满天。有的，不过是一张张脸罢了，一张张疲惫地奔波于历史的定格之中的脸。
万历注定不是属于帝王的时代，这张脸谱中注定没有多少王权的神气。大明王朝注定只是封建史上的一个瞬息，而万历朝大约是合眼的前奏，毕竟紫禁城中休憩的已不再是一个雄心壮志的统治集团，这点，万历之前的嘉靖就感觉到了——万历同他一样早年登极，充满变革和振兴的希望，但这一些希望都随着自身年龄与矛盾的增长、深化渐渐瓦解。明孝宗（弘治）应当感到悲哀，因为他的子孙没能像他那样扭转祖宗留下的可怕局面。也正是因为如此，多事之朝才如同一出又一出的折子戏，留下那么多红红绿绿的角色。
惟独有个人不绘脸谱，单看他一眼就觉得有凛然之气扑面而来。他不是贡生，乡试出身，也不应是有权对别人吹胡子瞪眼的那一类，却绝对有憋着气唱大红脸的天赋。他叫海瑞，就是鼎鼎大名的海刚峰。如果出生在当今社会，他一定算是个勤奋的好少年，与此同时，又是无知的愤青。想要为萎靡的朝政打一剂强心针的他，若不是有打不死的勇气，怎么敢傲立于群臣之中？说他简朴，却又嚣张，普天之下，凡为仕者无不惧其威风；说他忠诚，却又不能扛顶风的旗，固执于毛皮小事之间。一个儒道的修行者，一个斋戒灵魂的素食者，他因为与尘世相触而不再是圣贤。这不仅是海瑞的不幸，更是明王朝的不幸。他以一种极端的方式舒展自己的政治才华——以博得帝王的信任。但嘉靖尚道，万历重情，他只能做一面没有人去照的镜子，被搁置三朝的老臣。
明朝没有李世民，没有长孙氏，宫廷中人人戴着面具。读《明史》我几乎没有抓到一个背影，但庆幸《万历十五年》让我勉强看见了一个海刚峰。几乎孤芳自赏的他，行走于浓妆艳抹的人群中，很干净。他死的时候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镜碎了，却没有人去补。
万历十五年，一五八七，明代的又一面镜子不在了。在一片景仰的声音中，海瑞那张不戴面具的脸成了永远的幻影。他的矛盾并不来自内心，而是与外界摩擦的结果。我不想假设他为那个时代的良心，或许他没有资格，李贽有，因为他忏悔过。
海瑞不会回头，他不知为何要忏悔，他要做信念，而不是心的殉道者。大明王朝合上眼的前一刻，他或许，是最后的那个愤怒的拳头。
脸？对，他的脸，不过是一张皮。皮下的，才是硬骨头。历史的脸谱是多端的，但油彩背后的，方是本原。一面能透过它的镜子，是不是很好？
自古以来，我国对官员的道德请求似乎远高于世界均匀程度，于是呈现了海瑞、焦裕禄这样的清官、好官；但同时，我国对官员的道德请求又远低于世界程度，于是“正龙拍虎”案件中的官员能够“助纣为虐”，撒下弥天大谎也不过是暂时免职，很快又会复出。《万历十五年》中解剖了海瑞这只“老鹰”（叫麻雀不太适宜），让我们看见了“泛道德”官员的窘境。
依据心理学，硬塞给人一个难以企及的目的，常常只会给他挫败感。同样，明初朱元璋开出的'寒酸薪水条，只能让官员集团寻求其他温饱途径，不扫除一些官员面对海瑞这样的“圣人官”，会高山仰止，身不能至、心向往之；但事实证明，大多数官员为了温饱“开戒”后，难免会想“既然贪了，剩下的只是几的问题”，从而变本加厉。从这一点上看，目前公务员远高于社会均匀程度的薪水，有一定理想意义。
在封建社会，官员的公德和私德简直完整一体，父母逝世，上级送来的不是抚慰和事假，而是为期3年的超凡不带薪假期“丁忧”，由于“求贤臣于孝子之门”。如今社会曾经进步很多，即便和父母打着官司——在古代可被称为“忤逆”，可能判杀头的——有才能的官员还是照常任职。“个人作风问题”一票否决官员升迁的时期也并未远去。正如黄仁宇评价海瑞那样，违犯了人的正常需求，培养出的当然只能是一批乖僻的人，这种乖僻也持续到了他判案之中。
官员的德行值得关注，但应该关注的是其中可能影响行政的局部。比方最常见也能力的“不道德”行为——扯谎。“吹嘘扯谎是道义上的沦亡，它势必引向政治上的沦亡。”列宁这样说。国外及港澳台等地的例子不胜枚举，如*在丑闻事情中的谎话，险些招致其被*下台。公民能够原谅总统有外遇，但决不容忍总统说谎——即便在总统的私事方面，你能够选择不答复，但也不能说谎。由于一个人在私事上说谎，也就可能在触及公共的事务上说谎，反观国内，有意无意说谎的官员真实太多了。
——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通用10篇
自汉代儒家思想上升成为意识形态之后，庞大的帝国所赖以维持秩序的是孔孟之道。但孔夫子的道德是抽象的准则，真正在人与人之间起实际润滑作用的是”礼”，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礼”保证了整个社会的运行秩序。 “我们这个庞大的帝国，在本质上无非是数不清的农村合并成的一个集合体，礼仪和道德代替了法律，对于违法的行为作掩饰则被认为忠厚识大体。各个机构之间的联系，从来也没有可资遵守的成文条例。”
经过宋代程朱理学的发展，儒学到了明代已经越发保守僵化。作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它渗透了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无形地统治着这个社会。万历年间所面临的问题在于：作为封建帝国的最高统治者，皇帝的绝对权力无形中被各种各样繁琐的礼制规定抵消了，一方面，要实行有效的统治，就必须以儒家礼 教作为法理基础，另一方面，对儒家礼教的任何背离、突破和改变，势必遭遇到强大的抵制，其中大部分抵制是潜在的、无形的，如废长立幼、修建皇陵等问题。
万历皇帝曾力图励精图治，希望通过努力实践”礼”来增强文官集团乃至全体人民对经典道德的信心，但当他经过张居正以及选太子的风波之后，他彻底看穿了所有人的“阴阳”两面。这时他自己首先对这套道德体制丧失了信心。他对管理国家事务的消极抵抗是是针对这一整套道德体系。
此时，道德和”礼”已经发展到相当畸形的地步。表面上官方倡导的道德原则与人们的实际行为已经严重脱节，“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至其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写作本书的目的，也重在说明这一看法。”
究其原因就在于：在儒家的观念里，根本没有私德和公德之分。“修身齐家治国*天下”，即把个人品德作为治理国家的前提，治国如治家。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
因此，儒家的以德治国是典型的人治。儒家要求一个人必须具有完美的道德人格，然后才能从事治理国家的工作，即所谓“内圣外王”。其荒谬性并不在于不切实际的乌托邦性，而在于其不承认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完全是不同性质的领域。把二者等同起来，即把政治道德化，这就使国家有权干涉私人生活，个人 自由因此荡然无存。我国**后的诸多悲剧，恐怕也与此不无关系。
决定一个人命运的，不是法律判决，而是道德判决的力量。或者说，道德判决具有比法律更高一等的效力。因此政治的斗争往往在形式上转化为道德之争。由于道德的衡量标准又是一套固定的礼仪，于是道德之争又从礼仪之争开始。“本朝的制度，应当说是不能听任这种党争发展的。我们的司法制度极为简单，缺 乏判决争端的根据。即使是技术上的问题送交御前请求决定，也要翻译成为道德问题，以至善或极恶的名义作出断语。”“大小臣僚期望他以自己的德行而不是权力对国家作出贡献。但是德行意味着什么呢？……所谓德行大部分体现于各种礼仪之中。”
由于对人的一切评价最终被归结到道德问题，人们就不得不生活在虚伪的面具下，所有人都隐瞒私欲，表现出一副道德高尚的面目，然而私欲并非所能压制了的，相反它作为”阴”的一面更加膨胀。从而加深了每个人“阴阳”两面的分化。表面一套，实际一套，所有人都显示出犬儒主义的姿态，追求道德是人人挂在嘴上的口号，私下里大家都彼此心照不宣。偶尔出上一个清官——老百姓让他名垂千古。大家都怀着高山仰止的崇敬之情仰望海瑞，然而谁也不肯去做海瑞，这 就是中国从古至今政界的现状，也是整个社会状况的缩影。仁义道德是件漂亮的衣服，穿上它，然后好做苟且之事。
我还是觉得，儒家的道德力量在人们信仰它的时候是非常强大的，毕竟从古至今，杀身成仁的例子不胜枚举。但当文官集团的所有人以及下层民众再也不再相信道德时，**的统治就岌岌可危。随着形势恶化，人们不再对道德和”礼”抱有丝毫信心，连接在上层文官集团和下层成千上万的农民之间的锁链变得松 动不堪。战乱四起，王朝更迭的序幕开始了。
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到底要到什么时候，苦难的中华民族才能摆脱这巨大的惯性，真正腾飞起来呢？
周末，天气苍白，发霉的心情，觉得该出去晒晒太阳了,和好友一起到书店，买了本中华书局出版的《万历十五年》，一口气看了半本。万历十五年，亦即公元1587年，在西欧历史上为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而在中国，在这**淡淡的一年中，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
万历十五年，没有人能拯救朝政的腐败。高拱，张居正，海瑞，申时行，直到最后的自以为明君的崇祯皇帝，在整体制度体制的腐败下，中华民族也迎来的自己的文化危机。资本主义的萌芽很难兴起，传统的力量依旧强大。在全球化城市化的今天，中国人如何在没有皇帝的情况下，继续保持以德治国的传统，如何保持以孝道为核心的中国式价值观呢?这是《万历十五年》一书中思考的问题，也在现实中不断激荡着无数中华赤子的心胸。
这一段时间，国学兴起，伴随着百家讲坛的推波助澜，传统文化复兴的势头似乎一浪高过一浪。国学、历史类图书开始盛行街面。易中天品三国，于丹说论语，王立群讲史记，汉武大帝，明朝那些事儿，讲座，电视剧，小说，历史以各种形式体裁不断出现。国学兴旺，历史重温，文化复兴，这是好事。我们小时候，四书五经，史记汉书，都是稀松荒疏的很。这些书对我来说都是*几年开始恶补的，感觉也只是走马观花，粗略浏览，很难记住了。
为什么小时候没有早早把它们看过呢?追究其中原因，除了七八十年代的消费问题外，更多的是教育界的不重视，我辈只是从语文书的枝节中记住了星星点点的古籍名句。中国的古籍、历史是我们民族的财富，是我们文化的载体。经史子集，诸子百家，里面名言哲理多多，但是，这些财富却在很长时间内不受重视，甚至发生断层。
有时候阅读古籍，真的.有种韩愈《石鼓歌》中的痛苦。看了些古籍，我个人觉得，五千年的文化积累，既有精华智慧，也有糟粕垃圾。不能丢弃自己民族的根本，也绝对不能一窝蜂的去全部接受。学*的原则，根本的方法，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比方说，孝顺，古代人讲究孝顺，今天也要讲究孝顺。对于老人的孝顺，什么时候能过时呢?区别只是里面的度而已。但三纲五常放在今天就过时了。这就要整理。像今天做媳妇的很少能孝敬公婆的，好媳妇越来越少的情况下，是不是也要进行一下传统文化的教育培养呢，必须的。四书五经中很多言论，像一些礼节的规定，到今天已是陈规陋*，肯定要废除，但如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学而时*之，士不能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也...到今天还是不过时的。
今天的社会，国家依然存在很多的问题，体制问题，医疗教育问题，贪污问题，很多人麻木，很多人按部就班，很多人在扯淡。继承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学*国外先进的科技，求真务实，不说大话，虚心进取，励志创新，在中西文化的交汇下，产生我们新的文化。它即不同于传统，又不是西方照搬，而是一个自信自强开放创新的新的文化。这文化，产生于对体制的不断改革中，产生于对问题的不断解决中，或许，这是中国文化未来发展的方向。
《万历十五年》是一本好书，它让我思考如此之多，我们学*西方的不只是枪炮，还有思想，但我们传统的思想又如何放置呢?还在思考中。
自汉代儒家思想上升成为意识形态之后，庞大的帝国所赖以维持秩序的是孔孟之道。但孔夫子的道德是抽象的准则，真正在人与人之间起实际润滑作用的是”礼”，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礼”保证了整个社会的运行秩序。 “我们这个庞大的帝国，在本质上无非是数不清的农村合并成的一个集合体，礼仪和道德代替了法律，对于违法的行为作掩饰则被认为忠厚识大体。各个机构之间的联系，从来也没有可资遵守的成文条例。”
经过宋代程朱理学的发展，儒学到了明代已经越发保守僵化。作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它渗透了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无形地统治着这个社会。万历年间所面临的问题在于：作为封建帝国的最高统治者，皇帝的绝对权力无形中被各种各样繁琐的礼制规定抵消了，一方面，要实行有效的统治，就必须以儒家礼 教作为法理基础，另一方面，对儒家礼教的'任何背离、突破和改变，势必遭遇到强大的抵制，其中大部分抵制是潜在的、无形的，如废长立幼、修建皇陵等问题。
万历皇帝曾力图励精图治，希望通过努力实践”礼”来增强文官集团乃至全体人民对经典道德的信心，但当他经过张居正以及选太子的风波之后，他彻底看穿了所有人的“阴阳”两面。这时他自己首先对这套道德体制丧失了信心。他对管理国家事务的消极抵抗是是针对这一整套道德体系。
此时，道德和”礼”已经发展到相当畸形的地步。表面上官方倡导的道德原则与人们的实际行为已经严重脱节，“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至其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写作本书的目的，也重在说明这一看法。”
究其原因就在于：在儒家的观念里，根本没有私德和公德之分。“修身齐家治国*天下”，即把个人品德作为治理国家的前提，治国如治家。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
因此，儒家的以德治国是典型的人治。儒家要求一个人必须具有完美的道德人格，然后才能从事治理国家的工作，即所谓“内圣外王”。其荒谬性并不在于不切实际的乌托邦性，而在于其不承认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完全是不同性质的领域。把二者等同起来，即把政治道德化，这就使国家有权干涉私人生活，个人 自由因此荡然无存。我国**后的诸多悲剧，恐怕也与此不无关系。
决定一个人命运的，不是法律判决，而是道德判决的力量。或者说，道德判决具有比法律更高一等的效力。因此政治斗争往往在形式上转化为道德之争。由于道德的衡量标准又是一套固定的礼仪，于是道德之争又从礼仪之争开始。“本朝的制度，应当说是不能听任这种党争发展的。我们的司法制度极为简单，缺 乏判决争端的根据。即使是技术上的问题送交御前请求决定，也要翻译成为道德问题，以至善或极恶的名义作出断语。”“大小臣僚期望他以自己的德行而不是权力对国家作出贡献。但是德行意味着什么呢？……所谓德行大部分体现于各种礼仪之中。”
由于对人的一切评价最终被归结到道德问题，人们就不得不生活在虚伪的面具下，所有人都隐瞒私欲，表现出一副道德高尚的面目，然而私欲并非所能压制了的，相反它作为”阴”的一面更加膨胀。从而加深了每个人“阴阳”两面的分化。表面一套，实际一套，所有人都显示出犬儒主义的姿态，追求道德是人人挂在嘴上的口号，私下里大家都彼此心照不宣。偶尔出上一个清官——老百姓让他名垂千古。大家都怀着高山仰止的崇敬之情仰望海瑞，然而谁也不肯去做海瑞，这 就是中国从古至今政界的现状，也是整个社会状况的缩影。仁义道德是件漂亮的衣服，穿上它，然后好做苟且之事。
我还是觉得，儒家的道德力量在人们信仰它的时候是非常强大的，毕竟从古至今，杀身成仁的例子不胜枚举。但当文官集团的所有人以及下层民众再也不再相信道德时，**的统治就岌岌可危。随着形势恶化，人们不再对道德和”礼”抱有丝毫信心，连接在上层文官集团和下层成千上万的农民之间的锁链变得松 动不堪。战乱四起，王朝更迭的序幕开始了。
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到底要到什么时候，苦难的中华民族才能摆脱这巨大的惯性，真正腾飞起来呢？
读完此书已有一段时间，一直想分享些自己的体会，却一直不知如何下笔。
1587年，为万历十五年，从传统观点来看，并无大事可叙，但黄老却从发生在此间一件件极其微小的事件，窥见了蕴含其中明代的大历史走向，见微知著，一叶知秋......
以人物为主线，从其间我们看到了不一样，少年意气风发万历皇帝；朝堂之上与庙堂之下判若两人的时代大改革家张居正；忧患为国却性格优寡的首辅申时行；抑有脾气古怪却刚直不阿的清官海瑞。从中了解了人物的两面，历史的多面，在人物性格与其仕途沉浮之间去感受一个时代的风云动荡与发展趋向，无论哪个时期，都没有完人，但却有一个正当时可以改变历史走向之人，此人必定遭受众多议论，但毫无疑问的是，他必定会在青史之上留名，成为一个时代的标志，身处其中，名留其外。
大历史观，无外乎站在一个长隧道之外以一个大的观感去看待历史，不拘小节，着重对历史趋势的研究与探索。掌握此方法，可以避免许多研究上的不必要的多余杂质，从而更加清楚的明白历史研究的目标与任务。
总而观之，以大观小，读史明智，成王败寇，如是而已......
《万历十五年》是由美籍华人学者黄仁宇写的一本好书，自1979年首次在美国出版后广受好评。*日，通过拜读此书，深受启发。
黄仁宇先生选取了1587年前后发生的几件小事，简单扼要的提出了“大历史观”。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其间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
全书共讲述了六个人物——一个皇帝（万历）、两任元辅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一个模范官僚（海瑞）、一个杰出孤独的将领（戚继光）、一个自相冲突的哲学家李贽。最后，从作者的大历史观得出结论：1587年，即万历十五年，表面上无事可记，然而四海升*的表面之下，千年帝国崩溃的隐患早已埋下。书中所述的人物都是悲剧性结局（皇帝也不例外），故万历十五年的历史，也是失败的历史！其著作主旨在书中末段提出：“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
万历年间，大明王朝歌舞升*，一切看起来欣欣向荣，然而，一切却显得十分无序，各种潜规则盛行。张居正的改革被完全废止，本人在死后也遭受株连，整个文官集团出于自身考虑完全不顾国家、人民，绑架整个社会意志谋取集团利益，连戚继光这样的武将也为了自保而不得不接受潜规则。可以说，大明帝国精英群体身处在这种固若金汤的传统和潜规则之中，或如履薄冰，或飞蛾扑火，或大声疾呼，但无一幸免，全都败下阵来。其实，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何尝不是这样！清朝末期的中兴之臣，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们，虽聪慧过人，纵横捭阖，却也逃脱不了一样的失败命运。
历史也向今天的我们发出了一样的拷问：如何破除根深蒂固的潜规则？如何让身处其中的人不疲于应付？如何保证社会的良性发展？我的思考是，加强制度化建设，减少人为干预，才能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推动制度的制定和落实，其实质就是保证整个社会的公*正义！通过科学完善的制度，不仅能够破除各种潜规则，让**的权利在阳光下运行，同时，也可以让**在落实政策时，更有底气和自信。读后感·我认为，更深远的意义在于，一旦形成思维的*惯化，这种公*和透明可以大大提高整个社会的运行效率，进而推动社会的文明和发展。
但是另外一方面，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书中张居正的改革就是最鲜明的例子。无论是改革，亦或是制度的制定和落实，都必须蹄疾步稳。在此过程中，遭受反复，遭到攻击，遭遇诘难，都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但只要坚定信心，一定可以走出《万历十五年》中的怪圈，走出一条康庄大道！
《万历十五年》这本书可以说为我打开了一个全新的视野，从简单的、看似毫不相干历史事件多角度分析了整个明朝社会所遭遇的空前危机，引起人的深思。所以，必须要感谢黄仁宇先生的深刻洞察力和优秀的人文素养，为我们今天如何全面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很好的视角。
绿窗明月在，青史古人空。历史是一条时间的大河，拥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华文明为我们提供了许多铜镜，我们如何来建设我们的国家，确立制度的思想、树立规则观念，摆脱人为干扰是我们社会的基础，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制度理念贯穿于心中将带我们远行。
申时行画像，下面这幅比较合乎我眼中的他——温和谦让，宽厚待人，上下游走，调济折衷，一派和事老的气象。所以我想，他应该脸上经常带着些笑意吧！
和张居正一样，申时行也是个聪明极了的人，当年以殿试第一名的成绩得中状元，随后在翰林院任职达十五年，官至侍读，并升转兵部及礼部侍郎，七个月后，即被命为大学士。
申时行也是张居正提拔上来的官员，但他并不是继张居正之后马上就担任首辅之人，可巧的是，张居正之后，内阁排在申时行前面的几个人不是老的老，就是病的病，死的死，很快，他就以排名最末轮到了首辅之职。
申时行和张居正的作派截然不同。张居正大刀阔斧敢想敢干，申时行步步谨慎以守为攻，张居正以个人威权凌驾于百官之上，申时行用手中职权调和文官们的“阴阳”之气，以作*衡。
申时行最大的功绩，据说是*息了张居正死后文官集团无休止的追索。这件事在我看来，是官场争斗的登峰造极之作，不妨看一看此书是怎么描绘的。
张居正去世以后，不断有人翻死人账，想要清算。申时行虽然是一介忠厚长者，但他是张居正提拔入阁的，和张的关系自然非常密切，于是有人想把屠刀举到申时行的头上，攻击渐渐展开——
首先，有人质问：张居正的四个儿子，三个得中进士，其中两个入翰林院，申时行身为当时的会试主试官之一，难道没有为讨好张居正而徇私舞弊？
这一质问没有动摇申时行的地位，于是下一步。有人建议：以后大学士的儿子一律不得参加会试。（申时行的长子申用懋躺枪）
再接着弹劾：礼部尚书**，用人办事都逢迎内阁旨意。（言外之意是首辅申时行专权跋扈）
这两次攻击依然无效，但他们却成功参劾礼部尚书徐学谟，徐被迫去职。（参劾者的表面理由是徐学谟在选择皇帝陵寝时没有广泛听取堪舆专家的意见，以至于没有选到一个真正的吉穴，这皇帝自然不高兴。但真正原因是，徐学谟是张居正的人，而他最*又把女儿嫁给了申时行的次子申用嘉。）
这种攻击被称为“去皮见骨”。攻击者常常从一些小事开始，使小事积累成大事，细微末节的局部问题转化为整个道德问题。在程序上讲，发展中的步伐则须前后衔接，第一步没有收到效果之前决不轻率采取第二步。而出场交锋的人物起先总是无名小卒，直到时机成熟才有大将出马。这种方式，大凡久在政治圈子里的人物均有此嗅觉，可以从青萍之末预测到大风暴的来临。
至此，看官您，有没有感觉到官场的血腥恐怖？
面对这些，申时行险些**，可大招还在后面哪。
接下来是所谓高启愚一案。
高启愚由于申时行的推荐，做了皇上的经筵讲官，官运亨通，来日做首辅也是极为可能之事，但此时忽然被检举，说他几年前主持应天府乡试时，出了一道题，“舜亦以命禹”，这话出自《论语》，意思是皇位应该给有德之人，大禹治水有功，舜就把位置禅让给了禹，后世也应效仿。
你高启愚那时候出这种题是什么意思呢？明显是在恭维张居正有神禹疏凿之功，是想让张取皇位而代之嘛！这一攻击正中皇帝心理要害，既阴险又毒辣。攻击者预料，高启愚是申时行提拔的，在这种严重罪状面前，申时行肯定要出面替高辩护，这样就可以顺水推舟把申时行搞垮了。
果然，申时行出而为高启愚辩护。于是攻击者按照原定部署参劾申时行，明朝有个规矩，官员被参，就得在家休息等着水落石出，于是申时行离职，二辅许国代理阁务。许国又为申时行辩护，也被参劾，同样在家听候处理。
只是攻击者绝然没想到，万历此时发挥了明君的作用。他把这种种迹象联系起来，明白了参劾者的真实用意。
为什么这帮人在高启愚当年出题时一声不吭，现在振振有辞？他们好几个组织者都是三辅王锡爵的门生，如果搞垮首辅申时行和二辅许国，就轮到三辅王锡爵上位了。可惜王锡爵明智而冷静，他不接受这样的拥戴，反而向万历上书说，首辅申时行”泊然处中，重国体，惜人才“。文官”阳“的一面发挥了作用。
于是申时行和许国都被挽留，攻击者只能作罢。
不过为了保持文官之间的*衡，继续鼓励监察官尽忠报国，对攻击首辅的人也不便过重处罚。万历过了几个月之后，把其中最激烈的几个官降三级，首先弹劾高启愚的御史被调往外省，而高启愚也被以”出题谬妄“的罪名，被褫夺文官身分和以前恩赐的祖先诰命。
至此，张居正余波全然告终。申时行保住了地位和皇帝的信任。
申时行深得万历的信任，大概有一点是，他很能替皇帝着想。因为国本之争，万历和百官有隔阂，心灰意冷，对上朝啊各种皇上该出*的礼仪活动啊都懒得去，一次不上朝，万历的理由是“脚痒”，而且颇费周折地解释了一下为什么脚痒，为什么脚痒不能上朝：因为*日心中火气过旺（都是这帮大臣不让我省心），就服用了一些凉药，可是凉药吃下去把火气压到了脚底板，所以脚就很痒，脚痒就得挠啊，一挠两挠三挠就挠破了，挠破了就不方便行走了，不方便行走了当然就没办法临朝啦！
申时行的做法呢，是顺着皇帝来：皇上说脚痒不能上朝，那肯定就是因为脚痒才不能上朝的。更应该庆幸的是，皇上竟然这么大费周章地细诉不能上朝的原因，这就不失为可喜的现象。这么说，皇上没什么大病，早朝和经筵不至于耽搁太长时间，好在新的讲官和展书官都已经派定，只要皇上能出*，经筵可以立即继续举行。如果皇帝觉得早朝太早起不来呢，我们不妨把早朝和经筵的时间稍稍推迟一下哦！这些，都是可以通融的。
瞧瞧，这么会替皇上着想，万历怎么会不喜欢他呢？但皇上和百官不对付，讨好一端，势必会得罪另一端。
比如有一次，大臣们上疏请求册立太子，申时行刚好休假不在，为了表示对他的尊敬，大臣们就把他的名字也写上去了，而且写在第一个，他是首辅嘛。结果当然是万历震怒，皇上生气的一个原因还在于*时听话的申时行也来捣乱。申时行听说这件事，就偷偷的自己上了个折子，告诉皇上：这事儿跟我没关系，我在休假，根本没人告诉我他们就把我名字写上去了。皇上怒气稍减。
可文官们不答应了：这不是我们文官集团的叛徒吗？于是把申时行辩解的折子也传抄出去，广而告之：瞧瞧瞧瞧啊，我们的顶头上司就是这么和大家伙儿不一心的！
于是，申时行得了一个“首鼠两端”的名声，申时行对此只能苦笑不语，他的心里话是：你们和皇帝的关系已经这么不好了，我这边和皇上搞好关系，不是还能稍微说得上话吗？你们逼着我一定和你们统一战线，谁还能在皇上和百官之间调济折衷呢？
就这样，申时行步履艰难地腾挪于万历和百官之间，直至最后被弹劾，不得不辞官回家。他家居二十三年，还写了一部《赐闲堂集》，活到八十岁去世。
王世贞对申时行的评价是“蕴藉不立崖异”，即胸中富有积蓄，但是不*悬崖，不树异帜。但他的温和谦让，也并没有让他置身事外，最终还是被卷入事端，被迫辞职。由此可见，温文尔雅地当官也不一定能保得周全啊，官场真是险恶。
历史学领域，向来就是一个意见不同，纷争不断的学术领域。但是无论如何，思想的冲突还是有益于文化的进步与发展——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一书，即是为明代历史的研究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概念;更准确地说，是为了历史学领域提出了一个应当注重的话题——“大历史观”。尽然，书中的一些观点不会被通篇认同，但是其意义，可谓是一次理念上的革新。
正如书中所说，1587年，在中国则为明万历十五年，次岁丁亥年，所发生的要事可谓寥寥无几，而其程度则以震撼全国朝野上下的事件，则更显得屈指可数。整个国家都在承*与祥和的气息中度过。然而，史官与历史学家都没有注意到，尽管没有关于要事大篇幅的记录，但是在他们笔下的一次次**、早朝、经筵、会议、谈话，在大量日复一日的枯燥文字之中，我们的王朝正在经历着它的潜移默化的改变——而一般而言，潜移默化的改变，其影响甚于一次集中的矛盾总爆发。事实上，在1587年所发生的一切，昭示着明王朝已经失去了一次关乎它未来命运走向的变革机会，并且步入了它命运的最后一段路程，走向了衰亡。
能够维持国家运转的，有几种东西——其一，乃是完善的制度，就如同今日之美利坚，无论官员如何之*庸，但是由于有一套完善的制度，那么整个国家还是在欣欣向荣地发展着;其二，乃是社会道德的制约，道德虽是无形之物，然而却是一种巨大的约束力，统治者如果能够灵活运用道德力量管理国家，那么儒家“大同”的构想就能够全面实现了。其三，也就是潜规则。这种构成于各种集体的规则，成型与完善与各种游离与法令与条例之外，虽然它不是标准的形式规则，但是仍然是维持文官*衡的重要点。现在，我们的大明王朝虽然集这三者于一身，但是第一种，即制度，已经显得死板而不合时宜，既无法控制地方，又无法领导中枢。所以，留给万历皇帝和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们的，只有软弱无力而缺乏条理的儒家道德与官场内部籍以维持秩序的潜规则。
制度的不适用是本朝最大的特征，也是整个国家的悲哀之一。缓慢而缺乏效率的**、充斥着各种关系链条的人事考察，等等等等都使得我们的明朝对于国家的治理只能够维持到“*稳”而无法将其晋级为“盛世”，一旦战争来临，整个国家都会由于调度不一与指令相斥而混乱不堪，1619年的辽东，正确的证明了这一点。
当制度不堪修补，社会的推动力已然消失之时，再强有力的改革也显得无济于事。用书中结尾的话来说，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这些人，虽然拥有着不同的抱负与蓝图，但是由于整个国家已经没有了动力，那么“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是宴安耽乐，首辅的调和或者是独裁，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还是*于苟安，文官的贪墨舞弊还是廉洁奉公，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取得有意义的成就。”并且书中还提到，整个国家的悲剧所造就的结果，就是一个个个人的悲剧——有的身败，有的名裂，有的则身败兼名裂。这些小成分，构成了整个国家的悲剧。
今天，当我们回顾这段数千年前的历史时，也许更会对于人物在整个历史环境下的处境而唏嘘感叹乃至同情。因此，我们也应该以更高远的视角，去探寻那些人物心理中复杂而不为人知的一面。
历史学领域，向来就是一个意见不同，纷争不断的学术领域。但是无论如何，思想的冲突还是有益于文化的进步与发展——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一书，即是为明代历史的研究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概念；更准确地说，是为了历史学领域提出了一个应当注重的话题——“大历史观”。尽然，书中的一些观点不会被通篇认同，但是其意义，可谓是一次理念上的革新。
正如书中所说，1587年，在中国则为明万历十五年，次岁丁亥年，所发生的要事可谓寥寥无几，而其程度则以震撼全国朝野上下的事件，则更显得屈指可数。整个国家都在承*与祥和的气息中度过。然而，史官与历史学家都没有注意到，尽管没有关于要事大篇幅的记录，但是在他们笔下的一次次**、早朝、经筵、会议、谈话，在大量日复一日的枯燥文字之中，我们的王朝正在经历着它的潜移默化的改变——而一般而言，潜移默化的改变，其影响甚于一次集中的矛盾总爆发。事实上，在1587年所发生的一切，昭示着明王朝已经失去了一次关乎它未来命运走向的变革机会，并且步入了它命运的最后一段路程，走向了衰亡。
